文／黃愉婷，Right Plus 多多益善研究站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從 2019 年 8 月開始，和 Right Plus 多多益善研究站合作，一同開啟「權權之心」專欄！除了會收錄人約盟的各種活動報導、第一手心得與紀錄，也將會不定期介紹人約盟的各項研究與發現！ 

活動主題：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現在進行式
地點：左轉有書Ｘ慕哲咖啡（臺北市鎮江街 3-1 號）
時間：2020/02/26（三）19:00 開始
主持人：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執行長 
與談者：
尤美女｜第 9 屆立法委員
高涌誠｜監察委員
黃嵩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召集人 
主辦單位：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合作報導：Right Plus 多多益善

2019 年底，全臺為了即將到來的 2020 總統暨立委大選，候選人與選民無不摩拳擦掌，各大社群與新聞媒體也不斷放送大選相關消息。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聞浪潮中，有一則重要卻可能被忽略的訊息，那就是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當天，立法院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將於監察院設置「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在今年 5 月隨著蔡英文總統就職正式上路。

這對臺灣而言，無疑是人權促進的嶄新里程碑。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以下簡稱「人約盟」）執行長黃怡碧回憶起人約盟的設立初衷，不僅為了與民間團體一起監督政府落實已經國內法化的人權公約，更必須積極推動人權機制的深化與實踐，其中便包括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置。

從 1999 年開始，臺灣公民團體早已不斷向政府、民間倡議「臺灣需要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會的設立必須符合國家人權機構的國際標準，也就是《巴黎原則》——獨立運作、組成成員多元，且具有保障與促進人權的職權。監察委員高涌誠說，其實當時大家對這樣的概念仍然很陌生，「國家人權委員會是什麼？」、「它如何運作？」、「臺灣有必要『跟風』設置這樣的機構嗎？」等輿論相應而生。

直到 2006 年《兩公約施行法》通過，2013 年政府邀請 10 位國際人權專家來臺進行審查，於《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明確建議國家人權委員會設置的必要性，再加上國際人權專家努南（Rosslyn Noonan）強烈建議以「改造監察院」的方法來催生國家人權委員會，這個途徑獲得總統府的認同，十多年來的各種版本在此時才有了比較具體的面貌。

國家人權委員會：國家的「良心」，政府內建的除錯程式

人約盟召集人黃嵩立形容國家人權機構是「政府內建的除錯程式」，也有人說國家人權機構象徵國家的「良心」，致力於為社會中邊緣而脆弱的群體發聲。

目前立院通過的法案，國家人權委員會將設置委員共 10 人，包括 7 名指定委員、1 名主任委員（監察院長擔任），以及 2 名輪派委員（註）。為了有效保障與促進人權，國家人權委員會必須獨立運作，接受各方意見但不受指揮，執掌包括反酷刑、推動人權公約、對人權國內法提出修憲與立法修法建議、促進人權教育等 9 項作業。

同時，國家人權委員會也不具有指揮權，其提出的建議不具強制性。而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在於不斷搜集資料，包括國內外的調查、研究與案例等，並調查事實，掌握國際人權法的運用，有了理論與證據之後「以理服人」，不僅扮演國際人權法與國內法的橋樑，也作為政府與人民的溝通橋樑。

系統性的調查人權迫害，全面性解決問題

「國家人權委員會不是一個『魔彈』（magic bullet）。」黃嵩立提及，近來看到越來越多人關注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進程，著實令人感到欣慰，但也必須提醒，不是有了國家人權委員會後，所有的人權議題都能迎刃而解。第 9 屆立法委員尤美女長期以來與公民團體一起為了人權運動奔走，她也強調，我們對國家人權委員會不能太早寄予厚望，它將來的走向與職權落實，有些面向必須考量。

例如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司法的關係。國家人權委員會要處理的不是個人層次的權利侵害，而是系統性、整體性的人權迫害，例如迫遷。迫遷在司法體系中並不違法，但是確實侵害到人民的居住權，並且因為歷史變遷的緣故，這樣的案件歷年來非常多，包括老兵、原住民等族群的權益都受到侵害，「這就是人權委員會要處理的。」

上百、上千個迫遷案例，看起來可能是不同的個案，但其實他們都有著同樣的受害模式，國家人權委員會針對這樣的案件，必須透過聽證、調查等方式搜集事實與資訊，做出系統性的分析與研究，並且說服執政機關，從而建議國家修法、改變政策。如同尤美女所說：「譬如告訴他們，我們不能只看見房屋所有權，也要看見人的居住權。如此才能讓問題全面性的被解決。」

「對比監察機構較為剛性、被動、事後且只針對個人，國家人權委員會是『軟實力』，可以補足全面、系統、積極促進的層面，前者像是棒子，後者則是胡蘿蔔。」尤美女認為，透過這樣的方式追根溯源系統性人權迫害事件的發生起源，並積極討論如何補救，與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有點類似：「抗議司法不公的人到處伸冤，沒有人理他的話，他的冤枉只會越來越深切。但是，有人坐下來聆聽，至少能照顧他的情緒與權益，也是一種療癒的過程。」

尤美女也指出，這樣的過程同時也達到《巴黎原則》中所提及的「國家人權機構必須促進人權教育」的目的，藉此將人權概念的種子播撒到每個人心中，慢慢發芽並往下紮根。

不能對行政機關下指導棋，但能一起面對問題

國家人權委員會與行政權重疊嗎？尤美女回應，監察院所行使的是「事後權」，也就是說，監察院不能干涉、凌駕行政機關。在臺灣，監察院裡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一樣不能對行政機關下指導棋，「但是，可以跟行政機關一起面對問題。」

例如，當很多人民的陳情案都有著相同的模式，國家人權委員會便可以與行政機關一起思考「我們是不是需要新的政策？」並在法案制定過程中協助做人權衝擊影響的評估，但最後決定制定什麼政策、如何制定政策還是行政機關的職責。

為了鎖定位於邊緣、弱勢處境的族群，尤美女也強調：「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必須走出同溫層。」剛好今年 29 位監委任期已滿，可由總統重新提名對人權有深入研究、聲譽卓越的人權委員，同時也接受民間團體推薦適當人選。

尤美女表示，NGO 是臺灣最珍貴的能量，「許多民間團體共同參與了臺灣的民主化過程，婦女、兒少、環保等不同領域的人都回到基層努力蹲點，看見不同族群的受苦經驗，NGO 能夠推出真正為不同生命經驗喉舌的人。」而讓這些苦痛在陽光下被看見，恰是人權委員會要做的。

剛誕生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具體能做些什麼？

尤美女表示，國家人權委員會現在有了初步的輪廓，它的核心則還要靠全民集思廣益，一起將 20 年來心目中的架構討論、實踐出來。 

對此，提出「改造監察院」建議的人權專家努南則給予了相當實際的建議，包括未來監察院從被動轉型為積極行動可實踐的方向，包括（1）強化法律架構；（2）委員們與 400 多位職員必須共同討論，加深人權觀念，使規畫能有更全面的考量；（3）策略性的轉變工作方法，進行廣泛且具有教育性的大規模調查；此外，（4）監察院與立法院必須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權要確實得到保障與促進，絕非單一機構就可以完成，因為人權存於社會的骨幹、血肉，也存於每一層肌肉紋理中，是一個全面性的議題。未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如何走入社區、主動了解人權受損事件、反映人民的關懷，不僅是個挑戰，也需要各方同行與監督。

---

延伸閱讀：
1. 【人權星期三】兩公約施行歡慶 10 週年！臺灣的下一步在哪裡？
2. 【人權星期三】屬於亞洲的人權機制在哪裡？模亞創舉在臺灣：價值若難有共識，至少先和平解決衝突
3. 亂入公約課後隨筆 03：臺灣明明不是聯合國會員，為什麼要一直引進國際公約？

---

註 ：誰可以擔任人權委員？

國家人權委員將由 10 名委員組成，以不同方式自全體 29 名監察委員中產生。由監察院長擔任主任委員。7 名指定委員由年滿 35 歲的人權研究或實務工作者擔任，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1/3，此外，成員性質必須涵蓋族群、專業領域等多元性，且必須公開徵求公民團體推薦人選。

另 2 名輪派委員則從其他 21 位監察委員中每年改派 2 人擔任，其資格必須年滿 35 歲，具有民意代表、大學教授、公務員、司法官等背景資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