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20，人約盟邀請英國訴訟律師 (barrister) 兼利茲大學法學教授Oliver Lewis來台進行一系列講座。Lewis律師曾擔任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第二次國際審查的審查委員，亦曾協助東歐、東非多個國家的障礙者進行訴訟，對於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與CRPD間的落差，有許多了解。這次來台，Lewis律師主要針對CRPD第13、14條，障礙者平等近用司法權利，以及《精神衛生法》修法後，強制住院之法庭審理進行演講與討論。CRPD第13條要求締約國保障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和參與司法體系。第14條則要求締約國不得剝奪障礙者的人身自由與安全。障礙者可能在司法體系中扮演任何角色，舉凡原告、被告、證人、律師、法官，乃至於台灣剛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都要保障障礙者可以實質參與。在10/18演講中，Lewis律師具體針對聯合國新推出的指引，以及台灣《精神衛生法》修法內容，進行國際作法之經驗分享與討論。

障礙者如何參與司法體系？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於2019年推出《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列出如何保障障礙者近用司法權的十項原則。Lewis律師首先指出，這份原則與指引特別提及障礙者在法庭中意見表達的權利，障礙者提出的意見與證據，應能被法院納入考量。為了落實這項權利，政府應培訓各種利害關係人，包含警察、監所人員、法官等，讓他們知道該如何與障礙者進行有效溝通。

Lewis律師接著提及原則中三個重要的想法。第一，司法程序並不僅發生在法院，也包含社區、警局或監獄等，且司法程序所涉類型本身也很多元，例如民事糾紛、刑事犯罪等。正因為司法程序有各種面向，如何提供資訊、支持障礙者參與，也因此有很多種方式，例如可以設計無障礙建築、提供易讀版文件、為情緒容易受影響的人安排不同的等待室，也可以延長休息時間、放慢講話速度、預錄證詞，這些措施都能使障礙者更順利地參與司法程序。

第二，Lewis律師介紹了大英國協已存在的「司法中介人」 (justice intermediary)角色（人約盟曾針對司法中介人翻譯入門工具包）。當障礙者因為資訊不足、情緒壓力等原因，面臨理解與意見表達的阻礙時，司法中介人可以協助障礙者在法庭進行溝通。司法中介人可以協助當事人了解司法程序，比如回答法官的提問、作證、撰寫書面陳述等；也可以向法庭表達當事人的需求，進行合理調整。值得注意的是，司法中介人不是律師，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僅負責詮釋與傳遞訊息。司法中介人也與台灣目前正在推行的「司法詢問員」不同。司法詢問員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脆弱證人的證詞，在取得證詞的過程中會關注當事人的作證能力、情緒壓力，避免因不清楚、誘導式的詢問技巧，污染了證詞。司法中介人則沒有這麼強的目的性，僅是為了確保參與過程有效溝通，無法過濾或改變當事人原本說的內容。

第三，Lewis律師提及律師在協助障礙者參與司法程序的重要性。律師角色是幫助當事人了解問題，並回應法庭的提問。身為律師，你可以根據當事人的需求，調整說話的語調、用詞、問題的長度，避免詢問太複雜、誘導性的問題。Lewis也提及英國的例子。在英國，如果律師發現當事人無法聽從、給予指示，是有責任向法院申請鑑定。法院會評估當事人能否了解訴訟程序，能否進行溝通、做決策。若鑑定發現當事人無能力，法庭接著會指派「訴訟朋友」 (litigation friend)，代表當事人做陳述。訴訟朋友可能是障礙者的親屬、事務律師，或是第三方的非政府組織或倡議人士。Lewis律師提及英格蘭及威爾斯上訴法院 (court of appeal) 的名言：「律師要根據證人的需求調整，而不是證人配合律師。」重申律師作為協助者的角色任務。

Lewis律師最後回顧了台灣CRPD第二次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委員們在第64至67點提及近用司法權。法務部與司法院目前仍未充分考慮障礙者在司法系統中的需求，也沒有制定足夠措施解決障礙者在近用司法時面臨的不利處境。委員們建議司法院發佈指引，協助法院工作人員了解如何與不同障礙者溝通。第65點更提及在疫情期間，有些精神醫療機構會限制律師與當事人溝通，這是不可被接受的。

《精神衛生法》強制措施改革

各國精神衛生法都有清楚列出強制措施的要件，但站在人權法的角度，由於強制措施涉及個人人身自由的侵犯，什麼情況下政府可以剝奪自由、保護措施該如何進行，定義應盡量狹窄、清楚。台灣《精神衛生法》於2022年進行相隔超過十五年的大修法，其中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並採參審制，由法官、精神科醫師、病人權益團體共同裁定，且一次強制住院時長不得超過60天。Lewis律師首先檢視《精神衛生法》第59條中關於強制住院的四個要件，包含：「當事人患有精神疾病」、「屬於嚴重病人」、「符合必要性」以及「有自傷或傷人之虞」。

首先，當事人必須是精神疾病患者。Lewis律師提及，台灣對於精神疾病的定義可能排除或納入了某些族群，比如人格障礙被排除、智能障礙被納入等，這不僅與國際標準不一定相同，也還有很多討論空間。第二，當事人還必須是精神疾病的「嚴重病人」，呈現與現實嚴重脫節的狀態。Lewis律師表示，第一次讀到這個要件時，不明白「與現實脫節」是什麼意思？是無法處理自己的事物，比如上廁所、洗澡，還是無法維持工作、無法處於穩定關係中？光是精神疾病與嚴重病人的定義，就是有待辯證的問題，會影響哪些人可能遭受強制措施。第三，當事人是經專科醫師判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Lewis教授提及強制住院必須是避免患者自傷或傷人的「必要手段」，如果能夠採取傷害更小的手段，比如在社區內接受治療，法庭就不能強制其住院。。Lewis律師花了相當多時間討論第四個要件，當事人要有「自傷或傷人之虞」，也就是處於自傷或傷人的風險中。Lewis律師指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處於自傷或傷人的風險中。我們可能有意圖地自傷或傷人，也可能意外受傷，雖然多數人面臨的風險較低，但絕不是零風險。這樣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CRPD翻轉「障礙」定義的精神：障礙來自於個人損傷與社會環境互動遭遇阻礙後所產生的結果，在特定情境下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障礙者；實現障礙權利重點是透過政策與制度設計彌合阻礙，進而讓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格與權利，而不是區分、標籤化特定族群，再給予他們「幫忙」。

雖然風險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透過審慎評估管理，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此外，風險是動態的，可能快速改變，必須定期評估、預測患者可能面臨的風險。Lewis律師鼓勵司法單位參考精神醫學領域的風險評估工具，了解現行精神醫學如何建構風險框架。精神醫學將患者的性格、過去心理狀態、所處環境等淺在因素都納入考量，以及降低風險發生的保護因素，比如支持患者的家人、信仰、想做的工作等。此外，也要評估風險的嚴重度，有些後果很嚴重，比如自傷或傷人，但也有些較不嚴重的後果。未來台灣施行參審制時，法官們要與精神科醫師們詳細討論這些細節，風險評估會是很重要的工作。

延續參審制的討論，Lewis律師再度強調相關人員的培訓。根據《精神衛生法》新法第67與68條，參審制實施後，強制住院的審理將由一位法官、兩位參審員組成合議庭。兩位參審員中，一位會是精神科醫師，另一位則是病人權益促進團體。參審制的目的不是精神鑑定，而是透過詳細的司法審查，檢視個案是否滿足法律中強制住院的要件。患者家屬若有意願也應該要可以參與，家屬的意見在聽審中會有很大的幫助。患者與律師也應有權查看醫院所有資訊，包含病歷、用藥紀錄、風險評估、精神鑑定等文件。英國的《意思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針對強制住院的裁定同樣採取參審制，但與台灣的參審制有很大的不同。英國的醫院可以在取得醫師與病患家屬同意後，即對患者實施強制住院，不需先經過合議庭同意。若患者認為強制住院的決定不妥，可以向精神衛生法庭 (mental health tribunal) 提出申訴、要求停止強制住院。台灣的《精神衛生法》新法則規定，在對患者採取強制住院前，就須先經過合議庭審理。換句話説，英國的強制住院採取事後審查的機制，台灣則採取事前審查的機制。

在開庭過程中，律師會代表病人提出問題，挑戰醫院的說法，確認醫院是否有錯誤判斷、風險評估是否過高。律師可以問專業人員問題、提交證據、傳喚證人，最後進行言詞辯護。法庭做出結論後，有時可能是給予一些建議，比如考慮換藥、改善病房環境等，這些建議被遵守的程度要求視情況而定。法庭更重要的角色是要回應「患者是否要強制住院？」法庭可以要求病人立即出院，或是認為法律要件不達強制住院的程度，但需要安排病患在家照護。若病患認為法庭決定有誤，仍可提出上訴。

Lewis律師在演講的最後再次回到律師的重要性。在陪伴患者參與司法程序的過程中，律師要與當事人開會、要與醫療機構談判、要接觸精神醫學，翻閱許多沒接觸過的臨床紀錄，這些都不是在法學院受訓時就知道該怎麼做的。Lewis律師鼓勵律師積極參與相關課程與工作坊，未來台灣若要確保新的精神衛生法庭能以公平與有效的方式運作，律師需要發揮重要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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