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研究員  楊剛

雖然面對政治性的假訊息攻擊不是台灣獨有的經驗，但台灣的地緣政治以及與中國之間的主權爭議，使台灣成為中國擴張政治影響力的主要目標，也被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系多元民主計畫的數位社會研究資料庫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 列為世界上受到「境外爭議訊息」攻擊最嚴重的國家。

當「政府對言論的管制」成為一個社會議題時，具有人權意識的公民通常會保持著警醒的態度：一個自由主義社會原則上對管制言論抱持負面態度，即使有假的資訊，最好的做法也似乎是開放更多的資訊進來討論。但是，這樣的說法背後卻包含著社會可以有效判斷資訊真偽的預設；在 21 世紀，政策制定的速度跟不上資訊傳播的變化，政府管理資訊、確認真偽時，常常陷入動輒得咎、左右為難的窘境。本場人權星期三的主題即為在保護與促進人權、以及保護國家安全兩者之間，一個社會應該要如何進行調和、還有一般公民在如此幽微的架構下應該如何反應。

2018 九合一大選期間，學者專家意識到中國統戰部門有意識操作的資訊戰正在造成意識形態的分裂，但當時的資訊戰研究在台灣曾受到諸多質疑；兩年後，與資訊戰相關的書籍跟文章越來越多，也逐漸成為各國智庫都很關切的問題。對於資訊戰的結構也漸漸較有系統性的理解。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在上週三邀請到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老師，來人權星期三分享資訊戰爭的內涵，以及在軍機繞台、戰狼外交這種顯而易見的威脅之外，台灣的民主機制所面對更幽微、更難以覺察的巨大挑戰。

資訊戰的結構基礎

「要理解公民在這個結構之中可以做什麼，必須先理解資訊戰的結構基礎。」沈伯洋老師表示，戰爭已經進入了新的模式，古典的二元觀點——兩國之間不是和平就是戰爭，已經不再是現代標準的作戰型態。不管是「非對稱作戰」、「灰色地帶衝突」、「銳實力」等等，描述的都是資訊作戰這個小型戰略的上位概念；這樣的佈局之中，具有與文化推廣非常類似的元素，這也是所謂的影響力作戰。

一個國家可以透過經濟壓力、外交威脅、科技輸出、資訊傳播、組織合作等千百種方式影響另外一個國家。影響可能有很正面的面相，就像台灣也常對外輸出我們的文化或是飲食，這也是一種軟實力的外交型態；而這種正面的推廣，與刻意影響別國輿論的差別在哪裡？沈伯洋老師表示，影響力作戰應被放在一個從影響到干預的連續光譜上來判定是否需要警醒，但這樣的定性仍然不足以蓋棺論定一個國家的行為。

辨認不對稱戰爭時，必須從一般的外交行為中分別出不正常、不可容忍的影響，而這時可以適用不同的切入點跟指標，例如 Hudson Institute 所提出的「3C」：這種行為必須是公開方式無法察覺的且隱藏的 (Covert) 、會涉及貪腐等違法行為 (Corrupt)、以及非常重要的，具有一定的強迫性 (Coercive) ；這些指標也可以作為我們去評斷這些行為的標準：是否有與政治人物見面等等活動上的表徵、是否有以人情金錢等方式施壓等等。

在這個不對稱戰爭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行為主體跟手段。以黨政中心、人大、政協為核心；以中宣、統戰、公安、國安等各部門聯繫國外對口單位；並以學生、海外華人等群眾為最外一環，並透過人流、金流、資訊流、與法律等四種方法去影響他國。

在人流上，中國會分別以威脅和交好的手段進行控制；在金流上，中國漸漸的脫離設立分公司或是投資等直觀的方式，開始試圖創造一個「只有我要的人可以獲利」的市場狀態；法律上，香港國安法的創設、以及中國參與國際組織時的創制等，都是戰線的一環。

在談外部如何利用資訊流對我們進攻，也就是「資訊戰」時，沈伯洋老師指出「辨認受害群體」特別重要；尤其當資訊戰除了將法輪功、藏人、「台獨份子」設定為目標群眾之外，將改變大眾的認知作為主要目的的資訊戰爭，更可能把每一個人都作為資訊戰所設定的戰略目標。而資訊流作戰當中「改變群眾認知」的作戰方法，是最需要與人權對話的。

從資訊戰研究開始到現在的兩年間，已經可以觀察到很多的案例，可以作為理解資訊戰怎麼改變認知、達到何種效果的素材。沈伯洋老師提醒，在認知領域作戰當中，「假消息」其實只是很小的一塊，用特定的方法呈現真消息，就可以是用以改變他人認知的「爭議消息」。因為大量的觀覽也代表著更多被推翻的可能性，當投放爭議訊息或是「陰謀論」的傳播範圍越小時，越可能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非常有趣的，這也是為什麼當主管單位看到一個非常精準的針對性投放時，最好的做法反而是把這個爭議訊息給傳開。爭議訊息在不對稱戰爭裡面的起始目的是精準針對特定對象進行投放，培養一群小型、但是非常堅信這些訊息的群眾。

當然，爭議訊息只是傳給一小群人不一定會造成傷害。沈伯洋老師以 AIT 前處長訪台時國台辦製造的假新聞為例，表示即使有做出內容、也已經辨認出發動者，但因為把假消息放在一個沒有人會看的網站上，也沒有造成真正的傷害。沈伯洋老師表示，在理解爭議資訊的投放的時候，必須要明確地識別出發動者、也要二元地指認出被害者之外，資訊戰研究者也必須分析訊息的內容，以及傳播的管道；而因為作戰空間在網路上，分析訊息內容與傳播管道的工作變得極其困難。

沈伯洋老師也強調，發動者要選出受害者、製造內容並發動資訊戰時，最需要的就是透過完整的個資蒐集去了解受害群體的政策傾向、喜好以及意見；因此與其強調媒體識讀，台灣的大眾如果都有做好個資保護，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有效的反制資訊戰。

中國對台灣發動的資訊戰爭

透過發動者、受害者、管道、以及內容這四個點，沈伯洋老師接下來分析中國對台灣發動資訊戰所使用的手法有哪些、有哪些成功與不成功之處、以及台灣應該要怎麼反制。

在發動者部分，中國會透過網路、數位資訊、電視等等方式影響你的想法，同時也會使用口耳相傳、家人、里長、宮廟總幹事等等；兩者的搭配良好就可以達到「因為有聽別人說過這個消息，所以在網路上看到就毫不質疑的相信了」的效果。

發動資訊戰的行動者有非常多。沈伯洋老師強調，如果要進行防禦，分析這一系列的資訊戰發動者的類別與動機，才有設置法治應對的空間。以「里長」為例，如果今天里長就是因為信仰中國和平統一，因為「政治動機」而幫忙傳播資訊，這個就是「言論自由」，是法制上不應該取締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里長是因為有收受金錢或是利益、因為「經濟動機」而做事，這就是一個防制資訊戰的體制應該注意的地方。沈伯洋老師表示，如果已經辨識出中國在資訊戰當中會先確定協作者、再透過協作者傳播資訊，就可以鎖定人流做有效地防制，這也是《境外代理人法》的目的。沈伯洋老師補充，在辨認出代理者之後，「處罰」會是最差的做法。在資源不對等的兩端之間必然會有仲介，如果今天發現一個人是代理者之後就關起來，自然會有另外一個代理者填補這個位置；因此對台灣來說，民主透明才是最好的方式。要當代理者，就應該要被揭露他的資金來源與目的事業。

在內容的部分，研究者可以透過「量」跟「質」來理解資訊戰。「量」就如同中國利用大量 hashtag 把海外平台上與抗暴運動有關的貼文洗掉，透過大量的訊息投放控制議題是否可以浮出水面的策略，而「質」的策略則是透過個資蒐集，量身定做精準的資訊攻擊。

沈伯洋老師提到，台灣社會喜歡聚焦的「大外宣」其實在資訊戰架構中不是很重要的一環；中國比較厲害的其實是負面訊息，例如將「針對中國的三分真七分假的劣質批評」作為網路作戰反串的一環。沈伯洋老師強調，用內容的立場來判斷是不是資訊戰操作，是非常不精準的；但透過理解中國，可以對資訊戰發展獲得比較好的理解：中國的對內維穩與對外宣傳有很強的協作，因此透過文本分析，也可以看出詞彙的使用以及改變，是否有出現「官媒與外宣同步」的現象。

在管道的部分，並不是透過簡單的「溯源」就可以確認這條訊息是否是資訊戰的發動；重要的是確認每個節點之間的關係、傳播的機制。當追本溯源發現訊息來自中國時，可以透過是否有協同作戰的跡象（中國的訊息來源與台灣的內容產製者同時傳出一樣的訊息）、是否有數據異常（觀看數過多、觀看直播者與訂閱者不成比例、粉絲增加數過於線性、直播抖內的金流系統都是中國服務）等等方式判斷是否訊息傳播有不正常的現象。

舉例來說，台灣 YouTube 捐款排行榜前幾名都是在講親中言論；這並不代表這幾個人都是中國的協作者，但是中國卻可以透過捐款機制創造出一個「親中有錢賺」的市場狀態。另外，先前透過「在家分享文章有錢賺」這種方式，請台灣人創粉專吸收粉絲、分享特定的內容農場文章並以觸及率計價；現在也已經進化成請人將內容農場文章念出來並配上圖卡，上傳到 YouTube 上，利用 YouTube 的演算法找到受眾。

關於受害者，沈伯洋老師表示，在研究上發現平均約有 20% – 40% 的人會相信陰謀或外宣，算是相當高的比例。在實驗上發現相信陰謀論的比例以及被動搖的速度與階級有關，且 20-29 歲最容易受影響；這現象與國外的發現一致，卻也與年輕人想像中「長輩比較容易被誤導」的想法有所差距。研究也發現並不是對政治有了解的群體就不會被爭議訊息影響，這些人仍容易受到特定主題的影響；國族認同、閱讀時間等向度也會影響群眾對於爭議資訊的接收度。

結論

雖然資訊戰爭已經不是一個新穎的現象，但是台灣的資訊戰研究還是標誌出台灣社會在地脈絡的一些特殊性。沈伯洋老師補充，在台灣，不論有無詳述證據、有無官方立場，只要是「闢謠」訊息，就可以快速地被群眾接受（但也會被群眾快速地淡忘）。

台灣社會的在地脈絡與其他國家不同，必須要先理解這個在地脈絡，並且辨認出台灣的哪些人會被爭議訊息針對、為什麼會被針對，才能設計因應措施。

雖然把資訊戰爭放在一個戰爭的框架中理解，在民主社會中應對資訊戰爭的手段還是必須很中性地滿足民主價值中的對話與溝通。資訊戰爭的目的是讓台灣變得更對立，但若台灣社會使用了「言論審查」這種方式反制資訊戰，反而會助長對立情勢。

為了不分化台灣社會，就必須在不互相扣帽子、互相敵對的情況下理解資訊戰。這也表示用法律界定「一個人是否是資訊作戰的一部分」是必要的，才不會落入懷疑。

沈伯洋老師最後強調，有人權意識的公民一定會知道什麼權利一定要保護。從資訊戰可以透過搜集個資確定如何針對受眾這個例子來看，資訊戰爭的反制是保護人權的一環、且一定要在民主與人權的基底上才能對資訊戰作反制。輿論認為討論戰爭就不能談人權是錯誤的，「民主、透明與人權」才是真正能夠保護台灣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