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權之心】人權星期三：當強制住院成為精障家庭唯一選擇，同儕支持能否成為社區生活的一帖良藥？
文／黃愉婷 ，Right Plus 多多益善研究站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從 2019 年 8 月開始，和 Right Plus 多多益善研究站合作，一同開啟「權權之心」專欄！除了會收錄人約盟的各種活動報導、第一手心得與紀錄，也將會不定期介紹人約盟的各項研究與發現！
活動主題：人權星期三 x 失序盟 @ 誰是「同儕」？怎麼「支持」？
地點：左轉有書Ｘ慕哲咖啡（臺北市鎮江街 3-1 號）
時間：2020/12/23（三）19:00-21:30
主持人：秀秀｜台灣失序者聯盟成員
與談者：
王修梧｜台灣失序者聯盟成員
郝天行｜台灣失序者聯盟成員
主辦單位：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失序者聯盟
合作報導：Right Plus 多多益善
2019 年 10 月成立的台灣失序者聯盟（以下簡稱「失序盟」）（註 1），是一個自稱「由幾個時常進出精神病房或門診的瘋子朋友組成」的自我倡議團體，他們帶著各自的故事集結起來，目前以草根組織的模式彼此培力並探索「同儕支持」（Peer Support）的實踐，包括爬梳國內外同儕支持歷史，並回頭觀照臺灣現況；同時策畫展覽與公民對話，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同儕支持。
以「失序者」定位自身，而非常見的「精神疾病」、「精神障礙」，或是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定義的「心理社會障礙」，是因為對失序盟而言，那些難以捕捉、難以一言蔽之的精神失序、旁人認為脫離現實的「發瘋」，是來自於創傷、受迫、缺乏連結而生的受苦狀態，而非標籤，更不是身分。
同儕支持恰好回應了這樣的認同。所謂同儕支持，指的是精神失序者與有相似的受苦經驗，或者容易產生共感的人彼此凝聚，梳理創傷、建立危機（crisis，又稱急性狀態）應對計畫，更重要的是，從彼此的差異中尋找對話方式並產生連結。
失序盟成員林昭生回憶，曾經有一位成員陷入危機狀態，喃喃著：「我很失敗」、「我吞了 200 顆藥」，「我還幫他想怎麼死。」林昭生說，後來他們不斷的對話，慢慢梳理出這個成員「卡住」的點，「他忽然說：『對，我就是過不去。』後來，他也不想死了。」
「我們談論自殺，但自殺並非重點，而是背後的苦痛如何被理解，那才是真正重要的環節。」林昭生說，透過對話、陪伴、回顧創傷，讓他能與對方「一起度過危機」，「如果不是很理解危機狀態的人，是很難達成的。」
註 1：認識失序盟
正在籌備法人化的「台灣失序者聯盟」，目前有 4 個成員，他們經年出入包括精神病房在內的臺灣心理健康網絡，在不同時空與緣由下交會，透過聆聽苦難與分享來時路，4 人在信任與共感基礎（而非共同診斷病名）上，慢慢長出能「透過互動重新理解『復元』、『（不）正常』等意義 ，並互助長出彼此真正的需求及服務 」的一種人際連結，這種人際模式是失序盟理解的「同儕支持」。
有了這層關係，失序盟成員們在 2019 年 10 月 20 日，決議以上述組織名相偕同行。之所以自稱「失序者」，而非更常見的「精神病人」，除了是對於生物精神醫學過度簡化、病理化各種複雜受苦感受及「偏差行為」的質疑，也想強調，正是那已被視為常態，構成日常秩序的性／別偏見、世代剝削、異化的勞動處境等使人瘋狂，使得失序者成為「被社會秩序彈開的人」。（資料來源：失序盟）
強制住院不再為了治療，反成家屬的喘息與唯一選擇
實施將近 30 年的《精神衛生法》規定，一旦受精神專科醫師認定出現與現實脫節、奇思怪想等情形，且有「自傷傷人之虞」者，就可能經過通報被強制送醫乃至住院。
「強制住院的確已成為精神障礙照顧家屬的一種喘息服務，但那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社區支持資源遠遠不足以支撐這群人。」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人約盟）執行長黃怡碧表示，一旦精神障礙者的照顧重擔全落在家屬身上，強制住院就會變成家屬的「唯一出路」。
CRPD 認為，所有的治療都必須立基於醫療使用者的知情同意，2014 年早已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的臺灣，「在精神障礙處遇（因應計畫）這一塊失落沙洲，有沒有可能長出替代強制醫療的方法，還給精神障礙者與家屬更多的選擇？」黃怡碧問。
300 年來的同儕互助爭權之路
同儕支持的起源可追溯至 19 世紀前後，當時在巴黎一家療養院的醫師寫信給院方主管，建議雇用康復者來照料正在精神痛苦中掙扎的病人。這位巴黎醫師認為，康復者因為同理，而能夠更真摯、貼心的照顧他者，並成為病人的生活典範。
200 年後的 1920 年代，同性戀尚名列於美國精神疾病診斷列表，被視作一種精神疾病。當時在精神病院中照顧「患有同性傾向病患」的精神科醫師蘇利文（Harry Sullivan）便聘僱擁有／接受同性情誼者來為這些「病患」提供照顧。
對蘇利文而言，同性情誼並非疾病，而是自然而然的慾望，這些人之所以「發瘋」，來自於承受著慾望卻遭受社會壓抑。在蘇利文的醫療報告中，他宣稱透過這樣的方法，能在不使用鎮靜劑的狀態下，達到 86% 的「治癒率」。
此後，西方精神醫療歷史不斷演變，50 年代抗精神疾病藥物相繼研發、成功上市，讓許多患者得以走出療養院，透過門診治療趨向復元。60 年代，由精神科醫師與專家學者主導的「反精神病學運動」 (anti-psychiatry movement) 出現，抨擊電休克療法（ECT）等侵入式治療帶來的人體傷害，捲起之後大規模的去機構化浪潮。
到了 1977 年，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建立了「社區支持計畫」（Community support program, CSP），這是美國政府最早建立以社區服務為本的計畫，且積極培力並接觸前病人倡議者。（註 2）
至 80-90 年代，同儕支持社區服務已受到專家學者的注意，不過資源建置、成效評估等都難以和量化／標準化取向的精神醫療相比擬。
後來經過一連串的嘗試、抗爭與討論，才慢慢發展出「互助同儕支持」（mutual peer support）、「照顧者同儕支持團體」（carer peer support group） 、「職場同儕支持」（workplace peer support) 等各種型態。（參考：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服務，誰才有資格做？切勿從上到下急躁移植、專業主導）
如今，同儕支持方法漸漸被認可，美國、英國、澳洲、日本等都已發展出有給職的同儕支持服務，並已有研究指出，這樣的方法能減低精神障礙者的住院次數，減少醫療開支。
註 2：1985 年，CSP 資助了名為「另類」（Alternatives）的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原本由前病人組織於 1969 年發起，獲得 CSP 補助後遂擴大成全國性研討會，且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消費者團體。
然而，反精神醫療、反對強制醫療帶來的壓迫與傷害，且拒絕「病人」身分的前病人團體，以及積極尋求社區服務、不排斥與專業人員合作的消費者團體原本就存在矛盾，他們的衝突在研討會浮上檯面。
後來，生物精神醫療逐漸壯大，不願以此為典範的 CSP 一方面難以提出明確的社區服務成效，一方面政府給予 CSP 的資源也越來越少。如今，美國的消費者／社區服務由 1992 年成立的物質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管理局（SAMHSA）主導，CSP 則於 1993 年被移挪至 SAMHSA 下層，影響力減弱。（資料來源：失序盟）
降落傘計畫降落臺灣，法制面遺失初衷
2013 年開始在紐約執行的「降落傘計畫」，不僅發展出移動式的危機團隊（移動式外展服務）、危機喘息中心與支持專線等路徑，也在計畫中納入同儕支持，招聘精神障礙經驗者成為職員。
有別於強制住院將人隔離於原本的生活之外，降落傘計畫轉而支持遭遇精神危機者維持原本的生活，並在他們陷入危機狀態時提供服務、為他們裝上「降落傘」，使之不致摔落深淵。
在他們的服務對象中，超過 9 成曾使用精神衛生服務，將近 7 成案主曾經住院，甚至上過急診，降落傘接住了這些精神障礙者，最終確實達到減低住院率、節省醫療開支的效果。（參考：當精障者與家庭都累了，難道我們只剩下「強制住院」這個選擇？）
視野移回臺灣，2007 年臺北市社會局在「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中，編列「同儕支持」為一種服務方式。
然而，這樣的方式到了法規層面，卻被窄化為「同儕支持員」的僵化模式，例如限定支持員只能由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自立生活超過 3 年者擔任，更別提支持員的職前教育訓練只是花幾小時在講述概念性的知識，如工作內容、相關法規等，實踐的細緻度完全不同。
失序盟成員王修梧指出，同儕支持若被由政府主導的計畫或方案框架，只求達到既定的服務項目，並以「服務時數」、「使用人次」等制式的指標評估成效，這樣的服務與需求無疑仍是單方面的給予，並且帶有「我指導你」的意味，最終仍然落入服務提供者與被服務／受益者的思維，難以彰顯同儕支持的核心價值。
一種為彼此帶來轉變的生活態度
王修梧認為，同儕支持不只是一種「方法」，更像是一種互動關係：「同儕之間不一定以共同的病作為連結，也可能是與自己的經驗有共鳴的人，例如接受同一種性傾向。」另一成員林昭生則認為，比起把人關起來，同儕支持體現的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人」如何能好好被對待的哲學。
更重要的是，「同儕支持帶著一種『意圖』，也就是我們要一起轉變（transforming）。」失序盟成員郝天行說，「轉變」在同儕支持的實作層次上有 2 個重要的意義，一個是自我從舊有的狀態轉變到另一個狀態，另一個則是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倡議讓社會體制、氛圍有所轉變。
因此，同儕支持若要近入體制，必須跳脫「提供服務」的思維，思考如何建立一套互助的人際關係，並由同儕與專業人員主導，打造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支持計畫或機構。
「現階段我們需要先探索社會中有哪些草根團體，以及他們正在實踐什麼樣的支持，並且重新理解精神失序者面臨的『危機』，包括度過危機後，詳實的將經驗紀錄下來並分析。」郝天行說，與醫療模式對話的過程也許要花費很多心力與資源，但這樣才是建設性的做法。
然而，黃怡碧最後也提醒，在政策面，若同儕支持要作為醫療化處遇的補充模式，仍然得說服習慣使用指標衡量效益的政府，證明同儕支持優於其他處遇，才能與其他處遇競爭資源，「也許這個指標可以是『生活品質的提升』。」黃怡碧說。
原報導連結：Right Plus 多多益善，【人權星期三】當強制住院成為精障家庭唯一選擇，同儕支持能否成為社區生活的一帖良藥？
延伸閱讀：
1. 精神障礙同儕支持服務，誰才有資格做？切勿從上到下急躁移植、專業主導
2. 王婉諭專欄／臺灣的社區精神照護出了什麼問題？
3. 你不只是病人，我也不只為你而活／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5 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