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五月份專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即使到了21世紀，這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膽敢宣稱酷刑已然絕跡。但是在2013年《兩公約》初次國際審查時，審查委員曾經提問台灣政府是否有意批准《禁止酷刑公約》，而我國官員竟然答道：「該公約內容精神已落實於我國法制，且實務上亦少見是類案例，目前尚無簽署該公約之規劃。」這番自滿言論，自然遭到看過太多太多陰暗角落的前聯合國反酷刑特別報告員Manfred Nowak教授質疑：「到底是申訴機制沒有作用、內部的監督制度沒有發揮功效？還是台灣真的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存在酷刑、刑求或凌虐的國家？」^[1]

事實上，全名為《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這部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其所欲防範根除的惡行，不只是我們在前兩週提到的刑求逼供問題而已，國家同樣具有義務防範嚴重程度不及酷刑的「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例如警方過度執法、發生在軍中或校園的體罰，以及不人道的監獄或精神醫療機構環境等等。去年，韓國剛好也接受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委員會的第三回審查，作為國家人權機構的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NHRCK）即透過提交平行報告，協助國際專家診斷南韓的制度保障漏洞，值得我們警惕借鑑。

▌訂定「酷刑罪」之必要：重罪不能輕罰

在前兩週為各位所介紹的兩樁刑求案中，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在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努力追查之下，都以涉嫌警方與檢方人員遭到「暴力罪」起訴收場。不過，我們可能沒有留意到的是，其實韓國成為《禁止酷刑公約（CAT）》締約國二十多年來，至今也還沒有在刑法中明確地訂定出一項「酷刑罪」來。根據《禁止酷刑公約》第4條規定，締約國應保證「將一切酷刑行為定為刑事罪行」，而且包括懲罰「施行酷刑的企圖」以及「共謀或參與酷刑行為的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上述罪行必須接受與其嚴重程度適當之懲罰——如果一個嚴重度已經達到酷刑的行為，卻只以虐待之類的罪名起訴，那麼就已經違反了《公約》要求。

為什麼《禁止酷刑公約》會要求國家必須特別訂出一項「酷刑罪」呢？聯合國CAT委員會認為：「若將酷刑行為界定為有別于普通攻擊行為或其他犯罪行為的罪行，將能直接促進《公約》防止酷刑和虐待的整體目標。」該委員會在其發布的第二號《一般性意見》第11段中解釋，酷刑罪的訂定，有助於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包括加害人、被害者和社會大眾——都認識到此一行為的嚴重性，突顯相應之適當懲罰的必要性，強化法律本身嚇阻犯罪的威懾作用，並促使權責單位更能具體追查酷刑行為，也是賦權一般人民有能力對公權力的侵害與怠惰提出質疑。

反之，如果一個國家對於酷刑的定義與《公約》落差太大，就很可能會造成漏洞漏網，讓許多加害人逍遙法外、有罪免罰。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指出，除了南韓憲法第12條有原則性規定以外，另外就只有《刑法訴訟法》第309條所訂定的「毒樹毒果條款」（刑求取得的供詞不得作為證據）提到酷刑一詞而已。然而，這些條文也缺乏明確定義，也無法確保能夠涵蓋到《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定義中的「心理痛苦」。聯合國CAT委員會在2017年審查韓國政府提交的國家報告時^[2]，也同樣擔憂地指出：目前韓國的法律設計並無法讓酷刑加害者得到相應程度的懲罰，不但只能制裁那些施加「生理傷害」的行為，也只能追究到調查與審判階段中部分公職人員的責任而已。

▌打擊酷刑的努力：不分國界，沒有例外

根據《禁止酷刑公約》的規定，免於酷刑是一項不可克減（non-derogable）的權利。一個國家打擊酷刑的決心，不能因為所謂的緊急情況（如戰爭或政局動盪）而有例外，或是因為酷刑發生在自家國境之外就袖手旁觀。

舉一個南韓特有的政治議題來說，聯合國CAT委員會特別關切到「脫北者」的境況與待遇。由於國家安全因素考量，凡是逃離北韓、希望來到南韓落腳的人民，都必須接受南韓國家情報局的身家調查。而且這樣的「合法拘留」居然可以長達六個月，實際上更不乏無限期拘留的例子。在人身自由遭受限制的期間，這些脫北者除了可能遭到「單獨監禁」的不人道待遇，也沒有辦法獲得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像是尋求律師的幫助。而且，如果審查結果決定某些人沒有資格留在南韓，他們就會面臨被遣返而遭受酷刑的風險。^[3]CAT委員會向南韓政府嚴正指出，這即是違反了《禁止酷刑公約》第3條的國家義務：「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

除了脫北者以外，其他因為種種原因來到韓國尋求庇護的各國難民，也有可能面臨這樣的危險。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指出，雖然韓國是亞洲第一個通過《難民法》的國家，但是目前實際運作上卻仍有許多不符國際標準之處。相關行政命令規定甚至允許政府基於「可能傷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的理由，直接拒絕審查難民地位的申請。截至2016年4月，有51.9%的案子在入境口岸就被擋下來，若想要對「不受理」的行政決定提出申訴也十分困難。如果一位庇護尋求者連接受「難民身分認定（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 RSD）」程序最基本調查的機會都沒有，南韓政府又如何膽敢保證這些人被迫遣返或驅逐後，不會面臨酷刑與虐待威脅呢？因此，確保一套有效運作的審查體系，是落實《難民地位公約》與《禁止酷刑公約》的關鍵。^[4]

▌殘忍、不人道或侮辱的處罰與待遇：《禁止酷刑公約》的廣大守備範圍

最後，《禁止酷刑公約》的保障範圍，其實並不是只有我們直覺想像的嚴刑逼供而已。如同該公約第16條規定，只要是在一國管轄範圍內，締約國就有義務防止其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個人，對任何人施加、唆使、同意或默許進行未達到酷刑程度之「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的行為（cruel, inhumane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雖然條文中沒有進一步說明後者的構成要件，但是《禁止酷刑公約》自1984年通過以來，透過積累的各國實踐、與聯合國專家對話的過程，逐漸豐富與凝聚了國際社會對於保障個人尊嚴之底線的共識，也帶動了人權標準的演進。例如，認為死刑與體罰違反《禁止酷刑公約》的想法今日已越來越普遍。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2017年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提出的《平行報告》以及聯合國CAT委員會做出的《結論性意見》中，看到南韓政府違反公約的諸多缺失死角，以及南韓社會中特別容易遭到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不利族群，像是：婦女遭受的性暴力（韓國至今尚未將「婚內強暴」入罪化），發生在軍隊、校園與家中的體罰虐待，獄所與精神醫療機構中的不人道環境，還有警方的執法過度，包括用高壓水柱鎮壓示威遊行的人群、違法破門取締並毆打非法移工……^[5] 這些歷歷在目的數據與證據，都一再警惕我們酷刑並未從任何自由民主國家完全絕跡。多虧各國國家人權機構與公民社會在一線的把關監督，加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報告機制的定期施壓，至少能讓政府放下虛偽的自滿，誠實面對與反省改善。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1. 參見台灣政府於2013年2月提交的《公政公約問題清單平行回覆》與2月26日下午審查會議時的政府官方公告的會議紀錄（可於人權大步走網站下載）。
2. 韓國自1995年成為《禁止酷刑公約》締約國，理應每隔四年都要提交一份報告接受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審查，不過韓國政府在這方面實在也不是什麼模範生，竟然拖遲至2016年才一口氣合併提交第三至第五次的國家報告（2006至2015年）。
3. 參見2017年5月CAT委員會做出的《結論性意見》第17、18點。
4. 參見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於2017年3月提出的「平行報告」第3條內容。
5. 聯合國CAT委員會審查韓國政府做出的《結論性意見》部分段落重點，以及與台灣推動《禁止酷刑公約》國內法化的對照，可參照台權會副秘書長施逸翔之發言稿
6. 照片來源：ARIRANG NEWS，“Refugees still struggling three years after passage of Refugee 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