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嵩立、黃怡碧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請大家先想想這幾個問題：

1. 台灣的媒體自由，會不會因為企業併購而受到威脅？例如，報紙和有限電視頻道掌握在少數幾家企業手中。在企業的營業自由和人民的言論自由之間，有沒有必須妥協之處？如何拿捏界線？
2. 台灣的年輕人，普遍面臨薪資低、房價高的處境。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政府又放任房租高漲，我們的社會制度無異於一個設計好的框架，要求全國的無殼青年幫有房階級賺錢。如果居住是一項權利，政府的義務究竟為何？（無殼族）的居住權和（有房族和投資客）的財產處分自由之間，要如何調節？
3. 廢死議題，不但反應雙方觀點的歧異，更顯現出許多人訊息的錯誤和權利概念的缺乏。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步驟，逐漸讓理性的討論成為可能？法務部的義務為何？政府其他部門的義務為何？當政府不履行義務時，要負什麼樣的法律和政治責任？
4. 身心障礙者在台灣社會處處碰到障礙，使得「自立生活、融入社會」成為奢望。政府的哪些部門應該採取什麼具體行動？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和其他人的自由（例如雇主、租屋）之間，有沒有衝突？取捨的判斷依據為何？政府在消除障礙、避免歧視的義務為何？

對每個問題，政府理當都有個「主管機關」來負責處理。但是，當這個機關不知道怎麼做，或做得不夠、甚至做錯的時候，該如何導正？光是引述法律、國際公約或者指出某種「人權原則」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政府採行某種政策或判斷，無論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都有說理的義務：依據哪些事實、哪些原則？哪些人的什麼權利，因為什麼原因而受到限制？為什麼政府必須採取某種特定作法？如果道理說不清楚，我們的政治就會在重要的權利議題上，持續打迷糊仗。國家人權委員會，或許有助於擺脫這種懵懂狀態。

每個國家設置一個以「促進與保障人權」為目標之國家級機構，是聯合國一貫的立場。早在1977年，聯合國會員大會通過32/123號決議，其內容即包括設立國家人權機構。之後，聯合國不斷重申國家人權保障及促進機構（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之重要性，以及該機構設置與運作之原則。1994年聯合國會員大會於48/134號決議，正式通過1993年12月20日議定之「巴黎原則」，是目前國家人權機構最重要的組織及功能之規範文件。[1]

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但絕不能自外於聯合國的人權規範。事實上，聯合國的人權保障機制是整個聯合國制度當中最珍貴的資產，是其核心價值最具體的展現。此外，人權雖然是早已存在的普遍原則，但是國際人權法的成熟、國際人權機制的發展，都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之後才逐漸發展的。聯合國人權規範和國際人權標準，靠著各人權委員會一步一步地藉由公約的解釋、各國報告的審查、以及爭議的判斷與處理，而使得各項人權逐漸有了更清晰的輪廓和內涵。國際社會的「論述社群」不斷地琢磨如何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如何界定政府的義務、如何裁判不同權利間的權衡、如何以權利的架構處理各社會在發展、性別、宗教等各方面的衝突。這是人類社會經驗的結晶，台灣沒有理由不予以採納、參考。國際社會不斷在探討，如何藉由制度和法律的規範，讓政府更能尊重不同人的各種權利，台灣不該閉門造車，更應借鏡其他國家的錯誤，以免重蹈覆轍。

公民團體在2000年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就已經把握政治改革的機會。22個團體於1999年底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聯盟」，於2000年提出民間版《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在陳水扁總統主政的八年當中，並未成功設置；在馬英九主政的八年中，雖然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向立法院提出民間版本，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也提出三個版本草案，但因主政者因循蹉跎，枉費時機。[2]2015年12月國際人權日前一天，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受立法委員候選人顧立雄律師推薦，至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進行專題報告「對於新政府人權政策的建議與期許」，蔡英文主席並予以正面回應。[3]具體回應的四個目標之一，即為「推動建構一個獨立專責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民進黨於數天後即將執政，公民團體期待民進黨落實選舉期間的承諾，讓國家人權委員會盡早成立。

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僅要成立，而且要完全符合「巴黎原則」；最重要的是組織、財政、人事上的獨立，並確保其對於人權事件的調查與研究，無論其進行方式和結果的發表，都不受外力干涉，成為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依據國際人權標準來審視國家法律、政策、執行的一個機構。這麼一個機構能否發揮監督、導正政府的效果，獨立性是先決條件。其次，也有賴其成員的能力與投入。此處所稱的能力並非狹隘的法律或學術素養，聯合國認為更重要的是，能夠多元地代表社會的價值觀；例如，委員當中應有固定的比例具有公民團體的工作經驗，才能關注到社會不同角落的問題，並且採取對弱勢族群較公允的方式，來詮釋問題、尋求解方。固然，這個機構在行政上並沒有指揮的能力，在司法/監察的權力，也僅有啟動調查、提供意見的地位，因此，其影響力決定於它說理的清晰與說服力。如果它能夠提供政府「說理義務」的典範，將能夠逐漸提升政府政策的品質。

當然目前仍有一些議題有待新政府繼續考量，例如該委員會要設置在何處？在總統府、行政院、或者監察院？或者如韓國一般，成為完全獨立的機構？它的組成和人選產生的方式、運作的規則與權限等，都需要儘速定案。然而，這些草案在法務部已經擺了有一年半的時間，相關籌備會議也進行多次。新政府毋需從零開始，應儘速進行最後一輪諮商，並立即啟動立法程序。我們希望這是新政府就任後第一年就能夠履行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