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群島兒童與其家庭分離之國家詢查
「一個族群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苦難之上。除非我們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義的國家，否則這一段歷史必須要正視，真相必須說出來。然後，最重要的，政府必須為這段過去真誠反省，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8月以總統身分對原住民族曾經受到的壓迫與傷害道歉，這是台灣針對原住民的首次國家級道歉，也是原住民轉型正義納入政府工作進程的始點。
事實上，國家人權機構與國家詢查曾在原住民轉型正義的歷史上擔任重要角色。同在太平洋沿岸的澳洲，早在1995年便針對國內原住民⸺特別是澳洲自治區的托雷斯海峽群島（Torres Strait Islands）上的兒童⸺所受到的分離與同化政策進行詢查；該詢查不僅在受害證據與歷史資料上有重大發現，也是開啟澳洲政府轉型正義進程的重要推手。
1997年，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頒布《帶他們回家》報告，該報告紀錄了昔日政府對澳洲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群島居民的兒童進行的同化政策；該政策使10萬名兒童與其原生家庭分離並強制融入白人社會，最終導致他們在社會、教育、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對澳洲原住民的文化與族群造成無可抹滅的傷害。
自澳洲脫離英國政府獨立後，民主的澳州政府仍然秉持著帝國殖民主義的思維，將澳洲原住民的傳統與生活方式視為粗鄙低劣須待白人教化，始能逐漸「進化」融入白人文化。
然而直至20世紀初，政府發現因為混血人口的增加，白人眼中的「原住民問題」並未如預料中的消失。因此，澳洲政府開始全面施行同化政策，將原住民與混血兒童帶離其原生父母至育幼院等機構照顧，意圖讓他們學習白種澳洲人的生活方式，使其變成和白人一樣的「高等人種」。
這些被帶離父母的孩童從小被灌輸必須對原生文化厭惡與羞愧，他們不僅一輩子難以尋找其生父母，在安置單位的處境也極易暴露於暴力之中，高比例孩童患有PTSD、憂鬱症等精神疾病，他們也大多只能受到成為家僕或家務工作的教育訓練。
詳見：【失竊的童年，一生的重建：被同化兒童的生命敘事My stolen childhood, and a life to rebuild | Sheila Humphries | TEDxPerth】
本次國家詢查因為牽涉澳洲對原住民存在已久的系統性侵害，人權委員會不僅所有成員投入調查工作，也邀請原民代表，並成立專門的諮詢委員會加入詢查。
詢查在各級地方政府舉辦了多場公聽會、訪調與閉門聽證，蒐集了777份口頭與書面證據，訪問共535位受同化政策影響原住民。最後，詢查結果將強制分離兒童法規、政策與手段視為違反絕對國際法的種族滅絕案件，受害兒童在其中直接或間接受公職人員精神、肢體暴力與性侵亦構成酷刑。
針對澳洲原住民兒童分離與系統性侵害的國家詢查，可說是開啟澳洲原住民轉型正義的起始點。政府初步協助原住民失散家庭團聚，並進行全面性的口述歷史與歸檔工作，保存原住民迫害經驗的故事與資料，然而當時政府卻拒絕為受迫經驗進行道歉。
直至2008年，政黨輪替後的新政府總理陸克文向「失竊的一代」發表國家級致歉，各級地方政府也開展符合地方脈絡的道歉；這些道歉被視為原住民轉型正義的分水嶺，從原本針對個人的殘補式扶助，深化至重視社會溝通和解的國家工作。「縮小差距計劃」為在其後發展的合作計劃，旨在實踐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與非原住民澳洲人之間的社經地位平等，包含健康、教育和就業。
從澳洲經驗映照台灣的原住民轉型正義進程，兩者在時序上呈現完全相反的樣貌：先有總統進行對原住民的國家級道歉，後架設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時至今年國家人權委員會才正式掛牌上路。
從結構功能來看，台灣如能建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確實能在原住民轉型正義工作上有不可替代的職權；當然，我們也預期我國人權委員會能如他國經驗所證實的，不僅有進行大規模調查與口述歷史的職權，更能在司法程序中撰寫法庭之友意件書、提供證據、發起訴訟，擁有較行政機關更彈性的職權。
結語：以主體身分找尋傳統，以實際行動追究過去傷害
台灣目前尚未有針對大規模系統性侵害的調查經驗，政府也並未能在涉及原民文化傳統與現代法律概念衝突的司法案例擔任積極角色，諸如司馬庫斯風倒櫸木案、獵槍誤傷案到現在的亞泥礦場開發案；除了司法正義，還有柔性的社會對話與和解工作，這些都是在人權促進上擔任積極角色的國家人權機構的職權。
不論是修復系統性侵害與轉型正義，均是長期的重建工作，並非一蹴可幾；因此，國家人權機構必須在充分認知此一事實上，在國內擔任深化的力量，並運用國家詢查機制揭露不平等的現況，進而開啟政府履行其人權義務的長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