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從 2019 年 8 月開始，和 Right Plus 多多益善研究站合作，一同開啟「權權之心」專欄！除了會收錄人約盟的各種活動報導、第一手心得與紀錄，也將會不定期介紹人約盟的各項研究與發現！

活動主題：踽踽獨行或結伴共進？NHRC 邁向國際之路
地點：左轉有書Ｘ慕哲咖啡（臺北市鎮江街 3-1 號）
時間：2020/09/30（三）19:00-21:30
主持人：黃嵩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
與談者：
黃嵩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
翁燕菁｜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蔡逸靜｜前人約盟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主辦單位：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合作報導：Right Plus 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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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PF）於 2019 年在韓國首爾舉辦雙年會；取自韓國國家人權機構（NHRCK）

在 20 年的爭取與各方努力推進下，臺灣於今年 5 月 1 日正式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由監察院院長、首任人權委員會主席陳菊領軍，並於 8 月 1 日揭牌正式運作。在揭牌典禮上，蔡英文總統對國家人權委員會發表 3 個期許。

第一，延續長期以來的人權關懷，獨立、公正、有效的行使職權，做國家的「良心」；第二，除了委員們的個別工作，也必須集體努力完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工作處理機制。（參考：【人權星期三】國家的良心與軟實力、政府內建的除錯程式——國家人權委員會誕生）

第三，蔡英文期許國家人權委員會帶著臺灣獨特的人權經驗，不間斷的與國際接軌，彼此交流學習，不僅將國際標準轉譯至國內，也讓臺灣對人權的重視，可以為國際社會帶來改變。（參考：臺灣人權里程碑「國家人權委員會」揭牌，多項疑議亟待監察院確立）

蔡英文所說的，正是國家人權機構（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以下簡稱 NHRI）的長遠目標，也就是扮演「人權橋樑」的角色。這座橋樑架在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且必須能雙向溝通、交流。

面對國內，國家人權委員會必須轉譯國際人權標準至國內，使兩者產生連結並積極、有效、妥善的落實，確保臺灣的人權保障能夠與時俱進，而面對國際社會，也能開拓出介於官方與民間的人權外交平臺，讓獨特的臺灣人權經驗得以彰顯。

滿目瘡痍的戰爭，讓人類迫切需要人權保障機構

在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與國際之前，我們得先知道有哪些國際人權網絡。回顧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途徑，其實就和區域性的人權網絡，也就是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PF）密切相關。

2017 年，APF 的國際人權專家接受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以下簡稱「人約盟」）的邀請，來到臺灣拜會五院專家，並且針對臺灣當時尚未誕生的國家人權機構提出方針，最後，臺灣採取紐西蘭專家努南（Rosslyn Noonan）的建議，將國家人權委員會設立於監察院。

APF 成立於 1996 年，創始成員包括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印度與印尼，和非洲國家人權機構網絡（NANHRI）、歐洲國家人權機構網絡（ENNHRI）以及美洲國家人權機構網絡（RINDHCA）都屬於區域性人權網絡，而國際上還有一個 1993 年最早成立的全球性國家人權機構網絡，也就是「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GANHRI）。

設立國家人權機構網絡的倡議，最早可以回溯到 1946 年。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曾經提議，各國應設立在地的人權機構，協助聯合國的人權推動，然而各國忙著戰後修復，這項提案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到了 1948 年，聯合國通過劃時代的《世界人權宣言》，並持續提出這個構想，但仍無法付諸行動。

後來一直到了 1991 年，世界因冷戰結束迎來嶄新的局面，根據學者的統計，當時散落世界各國的國家人權機構加起來可能已經有 20-40 個，這個數字之所以眾說紛紜，也是因為當時國際社會還沒有凝聚出對於「國家人權機構」的共識。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經過了長久醞釀，已經形成一種氛圍，也就是國際間終於可以討論 NHRI 共通的設立準則。

最後，聯合國與法國的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合作，於巴黎集結了當時已存在的國家人權機構代表召開會議，起草、談判並通過《巴黎原則》，成為世界上公認的國家人權機構設立標準。

國家人權 A 級機構：能獨立於本國政府之外、擁有聯合國發言權

《巴黎原則》所體現的價值，不只在於人權之重要，在實務面上，也能促進並支持各國成立 NHRI。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聯合國在那之後定期舉辦國際會議，邀請各國 NHRIs 共同參與，創造穩定的互動與討論空間。

這樣的交流，在 1993 年催生了「國家人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ICC），也就是 GANHRI（前述的全球性國家人權機構網絡）的前身。GANHRI 的總部位於日內瓦，目前共有 114 國的 NHRIs 參與其中，它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全體 NHRIs 組成的會員大會，負責串聯前述 4 大區域網絡。

任何想加入 GANHRI 的 NHRI，都必須經過以《巴黎原則》為標準的評鑑。根據 2019 年的最新統計，共有 80 個 NHRIs 被評定為「完全符合《巴黎原則》」的 A 級機構（be accredited with A-status），不僅可以成為 GANHRI 的會員，且擁有投票權；還有 34 個 NHRIs 被評定為「部分符合《巴黎原則》」的 B 級機構，可以成為 GANHRI 的一員；而完全不符合《巴黎原則》的 NHRI，連會員的門票都無法獲得。

獲得 GANHRI A 級機構肯定的 NHRI，可以在聯合國國際人權理事會中，擁有獨立於政府代表團的座位與發言權，當人權理事會進行「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審理各國人權制度與議題時，A 級機構可以在本國政府發言後接著發表意見，呈現不同於本國政府的觀點。

在聯合國擁有獨立地位的 A 級機構，也必須完成相應的義務，包括接受每 5 年一次的評鑑。早期，NHRI 評鑑是一次性的，也就是「一日 A 級，終身 A 級」，然而，這顯然缺乏剔除後來變質的、不適任 A 級機構的退場機制。因此，2006 年 GANHRI 改革了評鑑機制，要求 A 級機構每 5 年必須再申請評鑑，以確保其運作持續符合《巴黎原則》。

而目前擁有 25 國 NHRIs 參與的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PF）也直接採用了同樣的評鑑制度，亦即，受 GANHRI 評鑑為 A 級的機構可以成為擁有投票權的 APF「完全會員」（共計 16 個）；另外 9 個 GANHRI B 級機構則成為只有參與權的 APF「準會員」。 

網絡的價值：有朋友相挺才能獨立自主，推動人權不孤單

「出外靠朋友」是國家人權機構網絡存在的最大意義，前人約盟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蔡逸靜，長期從事 NHRIs 研究，她也認同與其關起門來單打獨鬥，結盟並產生實質合作才是人權運動更理想的路徑。

身處同一區域的各國，不只地緣關係緊密，從經貿、政治到人口遷徒也都密切交織。也因此，區域性的人權交流平臺不僅可以讓各國 NHRIs 了解鄰近國家的人權議題，還能共同提出解方。例如仰賴南亞與東南亞移工的中東石油國卡達，已分別於 2015、2019 年與尼泊爾、菲律賓的 NHRIs 簽訂合作備忘錄，攜手保障並促進移工人權。

APF 也擁有「資深主管網絡」，讓各國 NHRIs 的執行長、祕書長等高階主管可以交流並討論自家的營運困境，彼此協助組織人事管理更順暢；APF 也設有法學專家諮詢委員會，開放各國討論人權相關的法學知識，並由諮詢委員會深入研究、比較各國法律制度，提供觀點，以支持各國的人權倡議與推展。

此外，加入國家人權機構網絡時需要進行的評鑑作業，也可以成為對政府施壓的工具。例如 2019 年，尼泊爾經過審查獲得 GANHRI A 級機構肯定，不料半個月後，尼泊爾政府卻拋出「國家人權機構如要起訴侵犯人權的對象／機構，必須由檢察總長決定施行與否」的修法提案，等於大大限縮 NHRI 於人權保護上的職責。為此，尼泊爾 NHRI 動員媒體，並主動請 GANHRI 考慮撤銷 A 級評鑑，最後才終於迫使政府撤回修法草案。

由此可見，為保護、保障人權而存在的 NHRIs 其實也非常需要支持，尤其 NHRIs 的人權工作很容易觸動國家或政府的敏感神經，身在其中的工作者有時需承受生命安全威脅。當各方面的干預出現時，NHRIs 網絡恰恰提供了支援平臺，共同捍衛 NHRIs 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Taiwan Can Help：透過網絡截長補短，提升臺灣能見度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翁燕菁也認為，《巴黎原則》賦予了 NHRIs「準司法權」，這意味著 NHRIs 也必須在體制內面臨孤單的處境。因為它就和司法權一樣，必須一定程度的脫離民意、與民意保持距離，「否則當風向一致認同要判人死刑，國家人權委員會也要一起喊死嗎？」翁燕菁直言不可能。

另一方面，它卻又與必須做出決斷、象徵硬法（hard law）的司法權不一樣，國家人權委員會作為「軟法」（soft law）的象徵，必須彰顯的是國家的人權價值，有時候甚至得走在國際人權標準之前。

「我們以為國際人權標準比較高遠、比較理想化，有時候剛好相反。」翁燕菁表示，今日許多國際社會採用的國際人權標準，都是過去的國家改寫當時的社會秩序後，累積下來的成果，「而我們今天做的，就是改寫未來的國際法。」

翁燕菁期待，臺灣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可以洞察我國的人權肌理，引用國際標準監督國內不足之處，而臺灣所擅長、超前表現的人權經驗（如臺灣特有的人權審查機制），有朝一日也可以透過區域網絡的互動，成為國際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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