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權之心】人權星期三:防疫、經濟、照護等多重壓力,讓家庭成為醞釀暴力的壓力鍋

【權權之心】人權星期三:防疫、經濟、照護等多重壓力,讓家庭成為醞釀暴力的壓力鍋

文/黃愉婷,Right Plus 多多益善研究站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從 2019 年 8 月開始,和 Right Plus 多多益善研究站合作,一同開啟「權權之心」專欄!除了會收錄人約盟的各種活動報導、第一手心得與紀錄,也將會不定期介紹人約盟的各項研究與發現!

活動主題:防疫與人權系列 2——瘟疫與政策視野外的他們
時間:2020 年 5 月 27 日(三) 19:00-21:30
地點: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100 臺北市鎮江街 3-1 號)
主持人:許朝富|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委
講者:
舒珊|思覺失調的小珊鬥士
阿滋|躁鬱星球的迅猛龍
杜瑛秋|婦女救援基金會副執行長、社工師
Savungaz Valincinan|台灣原住民政策協會秘書長(不克出席)
主辦單位: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合作報導:Right Plus 多多益善

新冠肺炎(COVID-19)今年年初從中國湖北開始蔓延,臺灣則在 1 月 21 日農曆年節前夕傳出第一個確診案例,到現在已經過了快半年,「防疫新生活運動」漸漸成為全民日常。而帶領全民抗疫的疾管署也早在 1 月 20 日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快速而有效的擘畫防疫政策。

圖/總統府 @ flickr, CC BY 2.0

然而,原本應該保障「所有人」健康的防疫政策,卻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忽略、傷害、犧牲某些弱勢族群,甚至因此危及臺灣一向自豪的防疫成果。

上一篇人權星期三專欄文章「【人權星期三】疫情中的障礙隔離:戴不了口罩、在輪椅上過夜、收不到防疫資訊、在全景監控中如廁更衣」中,3 名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即現身說法,分享自己在疫情中越關打怪、越打越障礙的慘痛經驗。

其中曾住進負壓病房、遭遇不堪對待的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患者汪雪真,更於 5 月 24 日獨自在高鐵左營站攔下南下視察的衛福部長陳時中,遞上「疫情下障礙者的困境」陳情書請願。陳時中接下請願書後,於隔日宣布將撥款給每間負壓隔離病房 10 萬元補助,改善無障礙設施不足的問題。

汪雪真在高鐵站等待難下視察的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圖/汪雪真 fb

因疫情而受損的權益,成為暴力的肇始

令人遺憾的是,政策無暇顧及的人,遠遠不只身心障礙者。

婦女救援基金會副執行長杜瑛秋,同時也是一名長年協助家暴受害者、目睹(家暴)兒少與受性侵被害者的資深社工師。她觀察到,疫情不僅僅肆虐著全人類的呼吸道健康,很大程度也撕裂了家庭與人際關係,尤其本來就相對弱勢的女性與兒童,遭受著更大的權利損害甚至暴力威脅。

1. 經濟壓力倍增讓家庭成為壓力鍋

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109 年 5 月底,受到「勞雇雙方減少工時」影響的勞工已從 3 月底的 7916 人激增到 26323 人,換言之,因為工作減少、停擺而待在家中的人越來越多。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實施人數,自 3 月底的 7916 人一路增長至 5 月的 26323 人。圖表/勞動部統計

然而,不是每一種工作都適合遠距操作,尤其是以身體勞動為主的藍領勞工,這些本來就處於產業弱勢,沒什麼存款、每個月的薪水幾乎得全數拿來養家的人,現在還得面臨失業風險。許多就業婦女很可能就此犧牲工作,被迫回到家中,繼續扛起比平日更加沉重的教養與照護重擔,「家庭中的受暴婦女多半被權力掌控,一旦被要求往往就得遵從,否則很容易繼續受暴。」杜瑛秋說。(參考:當防疫成為性別議題:站在抗防最前線、扛起照護重擔的女性們

在收入短缺、照護工作增加,又因為防疫必須減少出門的多重負擔下,家庭很可能演變成巨大的壓力鍋,配偶、親子之間的衝突都會大大增加。衛生福利部統計就顯示,今年 1-3 月的家暴通報量約有 3.2 萬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5%,而根據杜瑛秋的第一線工作經驗,疫情下的家暴案中,受害最嚴重的莫過於兒童。

「為了避免群聚,許多學校跟遊戲場所都關閉或管制進出,沒有地方去的兒童成天與家長關在一起,孩子精力充沛、無處釋放,大人也因為減少外出與休閒活動而難以獲得喘息,家長情緒管控較差的情況下,就很可能對孩子施暴。」杜瑛秋說。

Photo by Tai’s Captures on Unsplash

2. 房租繳不出來、隔離受暴無處庇護

廣大勞工的收入受到疫情衝擊,平日生活也許還可以縮衣節食、勒緊褲帶度過,但省不了的房租就成了經濟大黑洞,在沒有工作又必須持續籌錢支應房租的情況下,埋下家庭衝突的不定時炸彈。(參考:近 8000 人遭減班減薪,民團:雖放無薪假但房租省不了,呼籲政府提供緊急租補

杜瑛秋也分享,疫情期間曾有一對夫妻返臺,並配合防疫政策進行居家檢疫 14 天,卻在期間發生家暴,警察與社工因為防疫不被允許探視,最後只好請他們分別待在 2 間房間,並約定錯開使用公共空間的時間。

「但是,只要有一方不遵守,這樣的約定就起不了作用。」杜瑛秋遺憾表示,警察與社工被限制探視、關心受暴者的狀況,也就難以聲請保護令,「雖然緊急情況可以聲請緊急保護令,但也得看暴力程度夠不夠急迫。」

Photo by Henry & Co. on Unsplash

杜瑛秋期待,至少疫情期間政府可以比擬「防疫旅館」,為(潛在)受暴者提供兼具隔離疾病與受暴風險的「防疫庇護所」,以免守住了可能的疫情漏洞,卻把弱勢者推入社會安全網的破洞。

3. 連續數月看不見陽光,沒得肺炎先讓精神病障礙加重

上班上學之餘進行戶外與休閒活動,可以有效排解許多壓力,讓情緒獲得釋放。然而,政府單位在防疫期間不得不限制人群出入許多公共場所,如百貨公司、電影院等都採實名制並限制人數,臺北市某些圖書館甚至關閉場所。

「減少、失去休閒活動,人與人之間又長時間待在一成不變的空間,生活起居 24 小時綁在一起,很可能發生衝突暴力。」杜瑛秋認為臺灣防疫有成,應可看見疫情期間的暴力風險,漸漸放寬限制或擬定配套措施,增加民眾的活動彈性與範圍,減少摩擦的可能。

圖/總統府 @ flickr, CC BY 2.0

自稱來自躁鬱星球的迅猛龍阿滋是一名躁鬱症者,她平時住在社區,活動尚且自如。但她表示,從年初到現在,許多住在醫療機構的精神障礙者為了配合防疫,長期被限制在病房中,已經整整 4 個多月沒有見到太陽、無法呼吸到外面的新鮮空氣,因此而影響情緒、加重病情,遑論許多機構不允許病患攜帶手機,病友與外界聯繫變得難上加難。(參考:【反酷刑系列】把精障者關起來?唯有當治療有益時,醫療性的拘留才屬正當/捷克 NPM 手記

疫情中常受忽略的心理協助,是全民需求

因為心理社會障礙(註)的緣故,阿滋表示她的情緒感受力比一般人更加強烈,疫情期間爆炸的資訊、紛擾的耳語都使她精神更加焦慮不安,體重也因此增加,影響健康。且即便阿滋目前正處於嚴重的鬱期,也不太敢前往醫療院所就醫,就怕進去後若需要住院,會更難出來。

「除了『安置』、『安置』、『再安置』,把我們關到各種有形與無形的隔離島,我們更需要的是同儕的凝聚社會的支持,與多元族群共融生活,否則找更多善款,只為了打造安置我們的社會安全網,也不過是加了電網的隔離島。」

Photo by Tai’s Captures on Unsplash

阿滋語趨和緩的說,遭遇這樣的百年疫情,每個人都承受著不同的多重壓力,很有可能因為撐不下去而面臨情緒障礙,並且需要協助。她表示,社會心理障礙者就像是一把鑰匙,提前揭露情緒風暴來臨時可能的狀況,因此更密集的心理協助是全民的需求。

嚴峻的疫情突顯許多觀點與政策忽略了社會的多元性,正因為如此,也許我們更應在直面彼此的差異,修補防疫漏洞的同時,也傾聽每一個被忽視的聲音。

註:心理社會障礙(psychosocial disability)一詞是從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或「精神障礙」(mental disability)所推進的友善詞彙轉向,指的是因精神上的障礙所導致的各種生活及社會影響,例如難以訂定目標、做計畫,或參與教育、訓練、職場及其他社會文化活動。資料來源:「心理社會障礙」的友善轉向:從愛心援助、醫療介入到爭取平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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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酷刑系列】以器械和藥物限制精神病患自由,是為了治療,還是約束?/捷克 NPM 手記
2. 回應王婉諭:社會安全只是低標,精神病人需要更多「在社區生活的可能」
3. 荷蘭「橘屋計畫」顛覆全球家暴庇護思維:親近社區才能重返社區,終止暴力未必要終止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