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4月29日中午，勞動節前夕，中選會外集結幾百位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尼移工與本地勞工與人權團體，要求移工有權參與「公民」投票，針對攸關自身權益的政策與法律表達立場。非公民要求參與公投並不荒謬：雖說政治權傳統上僅得由公民行使，但近幾年來許多歐洲國家對是否開放有久居事實之外國人參與選舉、被選舉或公民投票有諸多討論。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不要替我們決定），是人權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自我決定與公共參與原則。在一個正義的社會，每一個人，包括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移工朋友，都應享有平等的機會，取得必要的資源，有意義地去參與會影響他們生活的決定。這包括：在個人層次，可以決定自己要為誰工作、在哪裡工作，在群體層次，有權利參與會影響到不分本勞、外勞的勞工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種種的集體決定。

要促成移工朋友的自我決定與公共事務參與，政府有責無旁貸、不可迴避的責任：

1. 移工能自由轉換雇主是公平遷徙（fair migration）與公平雇用（fair recruitment）的重要核心。在台灣，無法自由轉換雇主是許多與移工有關悲劇的源頭，我們要求政府根據相關國際勞工公約與建議書的規範，修改就業服務相關法規，讓移工能在善意（good faith）的前提下，自由轉換雇主。同時，政府首先應該公開與移工母國簽訂之雙邊協定，同時必須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提供之模範協定（model agreement）以及2016年通過的關於公平雇用的一般原則與操作指引，全面檢視與移工母國簽訂之雙邊協定，使相關協定能符合國際人權法規範。

2. 投票並非、也不應該是參與公共事務之唯一路徑。移工與非公民就算無法透過選舉與被選舉來表達意見，政府也必須提供正式與非正式管道，讓60多萬移工能實際參與與他們權利切身相關的公共事務決策。要確保移工的結社權與公共參與，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投注資源在移工的組織化（這樣的組織化不限於《工會法》上的工會），以及除了文化參與與展演外，也必須顧及移工公民與政治權的培力。

1886年5月，幾十萬工人集結於美國芝加哥市中心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實施8小時工作制。100多年後的台灣，日做8小時竟如天邊雲朵遙不可及。移工與本國勞工勞動條件唇齒相依，任一方的勞動條件下墜，另一方絕對跟著向下沉淪。所有勞工，不分行職業、不分國籍、性別、種族，必須團結，共同爭取並落實合理勞動條件；而政府則有義務積極培養勞動者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並且在政策形成過程讓勞動者實質參與。

（本篇投書亦刊登於蘋果日報，亦感謝資料照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