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需要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許多國家逐漸發現,傳統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無法有效回應日益複雜的人權議題與侵害事件,此時,設立一個專門針對人權保障與促進的國家機構,能夠有效改善「系統性失靈」的問題。這類機構,在國際上被通稱為「國家人權機構」(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NHRIs)。

正如台灣,雖然從2009年開始,陸續透過《施行法》將《兩公約》等多項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然因現行政府體制缺乏專責人權之主管機關,導致實務上,我國政府遲遲未能具備足夠的整合協調能力與知識來推展與落實相應的人權義務。政府甚至會在特定議題上帶頭侵犯人民權利,與人權公約完全背道而馳。

其實,早在1998年,民間便開始推動台灣應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倡議運動。2015年,當時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便正面回應民間訴求,承諾當選之後將盡速設置獨立專責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監督政府、防範人權侵害。2017年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上,她再度向國內社會與關切我國人權發展的國際友人承諾,台灣政府將在今年就「如何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做出明確決定--這裡所說的國家人權委員會(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NHRC),正是亞太地區許多國家最常見採納的國家人權機構類型設計;包括韓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泰國等國,都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

 

台灣現有的人權保障機制不夠嗎?

雖然行政院設有人權保障推動小組與各層級的人權小組,但這樣的機制仍非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委員會,主要落差在於:

  • 運作不夠獨立:設置於行政院下的人權小組仍是政府組織的一部份,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令其不受行政干預,而能按照人權原則獨立行事。
  • 並非國家層級:人權事務需舉一國之力推動,然行政院所屬機關無法處理高於行政院的政策問題,更不可能過問立法、司法、監察權等事務。
  • 未與世界接軌:在聯合國的大力推動下,國家人權委員會這類被期望擔任國際人權法與國內法/政策之間的橋樑,負責整理與轉譯國際人權規範,並對國內法律/政策提出基於人權的修正建議。

另一方面,監察院雖然具有調查、糾舉、糾正公務員違法失職情事的職權,但是人權涉及的範圍極廣,絕不只限於公部門的行政行為而已,更涉及公共政策和法律的訂定,甚至是私部門(如企業)造成的人權侵害。因此,如果台灣能夠設立一個常設、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便能夠督促立法部門制定以人權為本的法律與政策,並進行人權侵害案件的調查、釐清事實,協助權利受害者能更及時、適時地啟動國家既有的爭端解決與救濟處理管道。另一方面,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必須帶頭推動更紮實的人權教育與社會意識提升工作,才能有系統且持續地帶動人權發展與深化。

簡言之,雖然現行許多政府機構各有一定的人權職司,但若缺乏一個統合性的協調中心,總是有疏漏之處--因此,建立一個專職促進與保障人權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有其必要。我們呼籲,府院各方應盡速研擬如何設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委員會,並盡速完成立法,帶領政府積極推動人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