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紀錄

【CRPD國際審查側記③】有制度不等於有權利:從融合教育、就業平等到政治參與的落差

【CRPD國際審查側記③】有制度不等於有權利:從融合教育、就業平等到政治參與的落差

2026年11月19日|CRPD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第三日

進入普通學校,是否就代表接受了融合教育?企業依法聘用障礙者,是否就代表障礙者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恢復投票權後,障礙者是否也能平等參選、參與公共事務?

11月19日,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進入第三天,也是政府與國際委員實質建設性對話的最後一天。上午聚焦第24至26條,討論教育、健康及適應訓練與復健;下午則審查第27至33條,涵蓋工作與就業、適足生活水準、政治參與、文化生活、統計、國際合作,以及國內執行與監督。

這一天,國際委員多次肯定政府推動法制與服務的進展,卻也反覆追問:政策有沒有真正消除障礙?法律與服務是否讓障礙者得以自主選擇、平等參與,並在權利受侵害時獲得有效救濟?
上午,教育部以約98%的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說明融合教育進展,委員卻援引CRPD第4號一般性意見,要求區分隔離、整合與真正的融合教育。下午,勞動部說明庇護工場轉型、定額進用及職場合理調整措施;委員則要求政府不只計算就業人數,更應檢視障礙者能否自由選擇職業、獲得合理薪酬與升遷機會。

最鮮明的制度分歧之一,出現在政治參與。政府雖已恢復受監護宣告者的投票權,但對於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者仍被排除參選,內政部明確表示目前沒有修法打算。國際委員隨即援引2026年發布的第11號一般性意見,提醒政府不能僅因障礙或法律身分限制被選舉權。
而在審查最後,行政院代表也坦承,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部分決議缺乏直接約束力,有些問題因此延宕多年。

從學校到職場,從投票所到政府決策會議,第三天審查凸顯的核心問題是:障礙者不應只是被制度納入,而應真正享有與他人平等的權利和機會。


上午審查|第24至26條

進入普通學校不等於融合教育,隔離式教學與支持不足仍待改革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首先要求教育部釐清普通學校內的分散式資源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以及在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究竟有何差異。
教育部說明,分散式資源班學生大部分時間在普通班學習,部分時間抽離接受特殊教育;集中式特教班則設於普通學校內,但障礙學生原則上全時間在獨立班級接受教學。

委員隨即指出,這些安排可能更接近「隔離」或「整合」,而不是真正的「融合教育」。她援引CRPD第4號一般性意見第9至12段,提醒政府必須重新檢視對融合教育的理解。
教育部回應,不同班型是為滿足不同障礙程度學生的需求,而非刻意隔離,並強調特教學校對部分高支持需求學生仍有必要。
但委員關切的是,政府是否已充分改變普通教育環境,讓具有不同支持需求的學生都能一起學習,而不是以學生的障礙程度決定其應否接受隔離式教育。

教育部表示,目前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約98%的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不到2%就讀特教學校。
委員進一步追問,這98%的學生中,究竟有多少人在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又有多少人主要在集中式特教班學習?教育部表示相關數據須於會後補充。

就讀普通學校的比例,不能直接作為融合教育落實程度的證明。

委員也詢問,政府是否計畫逐步將特教學校的資源移轉至普通學校,讓更多高支持需求學生能在融合環境中學習。教育部仍以適性安置及特教學校的必要性回應,未提出具體資源移轉時程。

另一項爭議是校園暴力與獨立申訴機制。

國際委員關切,障礙學生在特教學校及隔離式班級中,可能遭遇不當管教、霸凌、性別暴力、身體約束與疏忽照顧。當被指控的不當對待者是教師時,由學校內部組成調查小組,是否足以確保獨立性?
教育部說明,現有性平及校園霸凌制度已設有調查程序,也製作易讀申訴手冊,必要時可邀請特教專業人員參與。
然而,委員指出,這些調查仍主要由學校組成,與2022年結論性意見要求的外部獨立申訴與監督機制存在落差。委員也特別引用CRPD委員會於2026年通過的《辨識與處理基於障礙的暴力指引》,提醒政府重視基於障礙的暴力及獨立監督。

在教育支持方面,委員要求比較各校申請與實際核定的特教助理員時數。教育部坦言,目前沒有全國一致的申請管理系統,未來將透過重建特殊教育通報系統掌握相關數據。

委員也關切,部分家長必須親自進入校園協助子女,填補學校支持人力不足的情況。教育部表示,原則上應由學校提供必要人力,家長擔任助理員屬於特殊安排。
但委員強調,降低學校對家庭提供支持的依賴,應成為評估融合教育進展的重要指標。

教師訓練、教材與數位無障礙同樣受到追問。教育部說明已推動相關研習,但新進教師參與部分計畫並非強制。

委員另詢問,學校如何透過一般教育及教材,讓所有學生理解障礙者是具有多元經驗與情感的普通人,而非僅是需要同情、或克服逆境的英雄人物。
教育部最初以障礙學生的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回應。委員隨即澄清,問題並非如何訓練障礙學生適應社會,而是如何教育所有學生消除障礙歧視與刻板印象。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團指出,部分學校未充分嘗試合理調整與支持,就先降低障礙學生的學習期待;對於情緒與行為困難,也可能直接使用懲戒措施,而未理解其與障礙特質、環境障礙或支持不足的關係。

視障者團體則指出,點字與觸覺教材、實驗及體育課程的協助人力仍不足。部分學校的選課、註冊及線上學習系統缺乏無障礙設計,使視障學生必須仰賴他人協助,甚至錯失選課機會。

聾人團體提醒,聾童在幼兒時期仍可能因醫療及早療系統過度偏重聽力補償與口語訓練,缺乏臺灣手語支持,而面臨語言剝奪風險。

高等教育中的選擇限制也受到關注。障礙學生雖可透過一般升學管道入學,但專門升學甄試開放的科系及名額有限。民團分享,有視障者因升學管道及教材限制,被迫放棄原本有興趣的大眾傳播、自然科學等領域。

在上午民間對話中,國際委員進一步詢問,為何越來越多障礙學生進入普通高中,以及大專校院學生助理員的提供情形。
民團指出,助理員聘用困難、專業訓練不足,服務時數與內容又受各校預算及審查標準影響,造成學生得到的支持品質不一。部分學生甚至因缺乏適當人力,而必須由家長陪讀。

這些討論說明,真正的融合教育,不是讓障礙學生努力適應既有制度,而是讓整個教育環境有能力回應不同學生的需求。

醫療無障礙不能只靠獎勵,政府仍須證明政策有效減少健康差距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引用民間提供的資料指出,經統計調整後,障礙女性接受子宮頸癌篩檢的勝算,較非障礙女性低26%。委員要求政府提供不同障礙類別、性別及年齡的平均餘命、過早死亡、可預防或可治療原因造成的死亡,以及癌症篩檢率比較。
衛福部國健署說明,已有社區巡迴篩檢、居家醫療及地方衛生局與障礙團體合作等措施,相關數據將於會後補充。

委員進一步追問,這些措施是否確實改善健康不平等,而不只是增加服務量?國健署表示,部分政策指標自2026年開始推動,後續將蒐集合作團體及服務人數等資料。
但委員強調,計算合作單位與服務人數,仍無法直接證明障礙者的健康結果有所改善。

國際委員也聚焦障礙女性的生育規劃、人工生殖、人工流產、孕產照護、癌症篩檢及更年期等健康需求。
衛福部主要說明孕產衛教及醫療院所無障礙設備補助。當委員詢問政府是否積極支持障礙女性成為醫療專業人員、研究者與同儕工作者,並參與醫療治理時,政府最初仍以醫事人員教育訓練回應,未充分回答障礙女性參與專業決策的問題。

這也揭露了將障礙者視為服務接受者,與承認障礙者是專業及政策參與者之間的差距。

在基層醫療無障礙方面,衛福部說明已有超過2,000家診所參與相關獎勵計畫,並推動偏鄉巡迴及居家醫療。
但委員要求提出全面查核結果、分區改善目標及具體期程時,政府仍主要以補助、訪查與獎勵措施回應。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全台超過兩萬家中、西醫及牙醫診所,取得無障礙認證或參與相關獎勵計畫者,依其統計仍不到一成。

有障礙女性代表分享,即使自己曾參與診所無障礙訪查,之後實際接受檢查時,仍可能遇到無法使用的設施。

另有自立生活團體指出,高度支持需求的障礙者因住院期間無法繼續使用個人助理服務,而不敢接受必要的住院治療。

民間要求將無障礙及合理調整納入醫療院所設立、評鑑與監督制度,並確保住院期間的支持不中斷。

跨性別心理社會及心智障礙者可能遭遇的交織歧視也受到關注,包括病房安排、隱私、性別認同及醫療自主決策受到忽略。

健康平權不能只依賴醫療機構自願改善,更必須成為障礙者可以主張、醫療機構必須履行的權利。

不能只有醫療模式,同儕支持也不應由專業資格決定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首先釐清,適應訓練與復健並不等於醫療治療,而應支持障礙者取得或恢復生活能力,並平等參與教育、就業及社區生活。委員詢問政府如何分配醫療復健與社區支持預算,以及是否逐步放寬以障礙證明作為取得服務的必要條件。
衛福部及勞動部分別介紹健保復健、生活重建、社區照顧及職業重建等措施。勞動部表示,部分職業重建及職務再設計服務已放寬資格,不再全面要求持有障礙證明。

國際委員肯定這項進展,並進一步關切,心理社會障礙者能否自行組織及經營同儕支持服務,而不必依附醫療或專業服務機構。
衛福部說明,政府已有公彩補助及同儕支持培訓方案;委員進一步追問,障礙者團體是否能在不受特定專業人員資格限制的情況下,自主決定服務內容並取得公共資源。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心理社會障礙者團體指出,政府雖提供部分團體培力補助,但社區支持服務仍高度重視醫療、社工或特定學歷資格,使具有親身經驗的同儕團體難以自行承辦服務。

國際委員因此追問,如果障礙者組織必須依賴醫療或社工專業資格才能符合補助條件,是否反而限制了當事人自行組織及提供支持的權利?

民間也指出,心理健康服務不能只計算培訓人數、服務涵蓋率或訪視次數,更應檢視當事人是否獲得穩定支持、建立信任關係,並實現自主生活。

真正以權利為基礎的復健,應讓障礙者主導自己的生活目標,而不是由專業人員替當事人決定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下午審查|第27至33條

聘用人數不等於平等就業,合理調整、庇護工場與職涯發展持續受到追問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第27條審查首先聚焦障礙女性與男性之間擴大的薪資差距。政府先前將部分差距歸因於營建工程業薪資上升,而該產業男性障礙者較多。國際委員要求政府提供相關就業比例及細部資料,確認這項解釋是否足以說明薪資差距。
勞動部表示,現行抽樣調查在部分行業的樣本數較少,須進一步整理相關資料。

委員接著關切勞動部的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推動小組,詢問障礙者代表名額、組織代表性,以及參與會議所需交通與個人協助是否由政府負擔。
勞動部表示,小組已成立並定期開會,相關參與費用由政府負擔。

委員特別援引第7號一般性意見,提醒政府應區分**「由障礙者組成及領導的組織」與「為障礙者提供服務的組織」**,確保障礙者能透過自身代表組織參與政策制定。

接著,委員追問《障權法》第16條合理調整修法,以及職務再設計與職場合理調整之間的關係。
勞動部說明,2025年已發布職場合理調整行政指導,範圍涵蓋招募、工作時間、訓練、解僱及職場環境等;職務再設計則可提供輔具、設備及環境改善等經費協助。
但委員先前已對修法涉及的三年緩衝期表示關切,也希望政府釐清雇主的法律義務,不能將提供補助等同於消除歧視。

在職業選擇方面,委員指出,視障者仍可能高度集中於按摩工作,心智障礙者則可能集中於清潔等特定職種。政府是否確保障礙者能夠依自己的興趣、能力及志向選擇職業?
勞動部以產業分布及職訓項目回應,說明已有多元職業訓練及就業媒合服務。

委員則強調,有工作選項不等於真正能自由選擇工作,尤其當教育階段就已限制障礙者的升學選擇時,更可能影響其後續職涯。

庇護工場改革是另一項重要討論,包含尚在庇護工場工作的障礙者是否受到勞基法及最低工資保障。
勞動部表示,已針對全國162家庇護工場進行調查,並推動社會企業型、職能強化型及混合型等轉型方向。政府說明,目前有113名庇護就業者參與相關措施,其中84人已轉銜至一般職場就業。政府未回應關於庇護工場障礙者是否受勞基法與最低工資保障的提問。
國際委員肯定政府開始推動轉型,並援引第8號一般性意見,提醒政府應朝開放、融合的勞動市場改革。

在定額進用制度方面,委員要求政府評估的不只是聘用人數,還應包括障礙員工的留任、升遷、職場合理調整、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原因。
勞動部說明已有雇主輔導及友善職場措施;委員再次強調,定額進用不能只是讓障礙者進入職場,更應支持他們在職場中持續發展。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下午民間團體指出,現行職場合理調整主要依靠行政指導,對雇主缺乏足夠的直接拘束力;部分庇護就業者也仍領取不足以支持自立生活的薪資。

人約盟進一步回應,職務再設計目前主要被視為協助障礙者就業的技術及經費措施,尚未充分與雇主消除歧視的法定義務銜接。

民團主張,當障礙者提出合理調整需求時,雇主就應負有啟動協商的義務,與當事人共同尋找適當方案,再透過職務再設計取得技術與財務支持,而非讓補助申請取代雇主責任。

另一項爭議是部分企業聘用障礙大學生擔任「校園代表」,卻未提供實質工作內容,藉此滿足定額進用要求。
民間批評,這種做法可能使聘用制度淪為形式,無法提供真正的工作經驗與職涯發展。

學習障礙者團體則指出,部分人求學期間持有教育體系核發的特教鑑定證明,畢業後卻因沒有衛福部障礙證明,無法取得部分職業訓練、職涯支持及國家考試合理調整。

委員在民間對話中反覆確認這項資格斷裂,並要求進一步說明。

視障者團體也提出公務人員的職場合理調整問題。有民間代表分享,一名視障社工因衛福部開發的保護資訊系統缺乏無障礙設計,無法繼續從事原有的家暴社工工作,被改派接聽電話,卻又因電話轉接系統不具無障礙功能,再度面臨工作困境。
民間指出,公務體系的合理調整與數位無障礙仍缺乏完整的法定義務及救濟機制,要求修正相關人事法規。

這些案例揭示:拒絕合理調整不只是技術或經費問題,更是障礙者能否平等工作,以及國家如何要求雇主負責的問題。

家庭所得審查仍限制經濟自主,障礙者難以取得足夠支持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指出,台灣具有相當經濟資源,但障礙者及其家庭仍承擔高額的障礙相關支出,並面臨貧窮風險。委員指出,台灣的社會保險、津貼及社會救助制度高度複雜且分散,要求政府說明何時能從家戶所得審查轉向以障礙者個人為中心的支持評估。
衛福部坦言,社會救助制度仍以家庭為主要審查單位,原因包括《民法》中的親屬扶養義務;但部分津貼已採個人財產或所得標準。政府並提及相關津貼調整方案,仍在立法程序中。

委員進一步關切,障礙者開始工作後,是否可能立即失去原有補助,反而形成就業障礙。衛福部表示,現行制度已設有部分銜接及緩衝安排,並提出相關服務與就業統計。

對於原住民族障礙者,委員特別詢問原住民保留地是否被計入財產,以及申請人是否承擔過重的舉證責任。政府說明,未產生經濟效益的原住民保留地可依規定排除計算,但對於委員所關切的舉證負擔,仍未充分回答。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團指出,輔具、社會住宅及各項生活支持,仍常與家戶所得、財產或親屬扶養能力連結,使障礙者即使成年,也難以取得獨立生活所需的經濟資源。
公民團體因此主張,應以個人的支持需求建立更完整的個人預算與社會保障制度,避免將障礙相關成本持續轉嫁給家庭。

另一項爭議是年金制度。民團指出,不同職業身分的障礙者,在因障礙而提早退休時,可能享有不同的年金保障,要求國家正視社會保險制度中的不平等。

心智障礙者也分享,在社區租屋仍面臨歧視、租金負擔及住房不穩定,希望政府擴充適當的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及租金支持。

社會保障不能只是補助貧困家庭,而應讓障礙者有足夠資源,自主選擇居住與生活方式。

投票權已有進展,被選舉權仍受身分式排除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首先從障礙者組織的政治與公共參與談起。委員指出,障礙者組織參與政府會議,可能需要額外負擔個人助理、無障礙交通及其他費用。若國家未提供支持,即使形式上邀請障礙者參與,也可能形成實際排除。
衛福部說明,部分費用可透過個人助理或職務再設計等制度補助。委員則援引2026年通過的第11號一般性意見,強調政府應主動排除障礙者組織實質參與公共事務的障礙。

委員也關切,民間團體舉辦集會遊行時,實務上可能被要求預先負擔相關費用,進一步增加障礙者組織的倡議成本。內政部表示將於會後進一步釐清。

接著,審查進入選舉權的重要爭議。國際委員肯定台灣已恢復受監護宣告者的投票權,卻追問《公民投票法》中相關限制的修法進度。中選會說明,已提出修正草案,希望與現行選舉制度一致,但仍待完成立法程序。
委員接著追問,為何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者仍不能登記參選。內政部明確表示,考量民意代表及公職人員具有監督政府、管理公共事務與分配資源等責任,目前沒有修正相關限制的規劃,但會繼續蒐集意見。

國際委員隨即援引第11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參選權不等於保證當選,而是確保障礙者能與其他人平等取得參選機會;不能僅因監護或輔助宣告身分,即預先排除其被選舉權。

委員最後也追問機構住民的投票權。民間資料顯示,部分大型機構在多年期間內,實際能前往投票的住民極少,可能受到家屬同意、機構或醫療人員評估,以及交通安排等因素限制。
政府表示,法律並未限制住民投票,願意與民間合作改善實務障礙。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自我倡議者指出,心智障礙者有權投票、參選,也有權知道候選人的政見及公投提案內容。他曾向政府倡議製作易讀版候選人政見及公投資訊,卻遭到拒絕。對當事人而言,需要的是理解公共資訊的支持,而非由政府預先判斷其是否具有政治判斷能力。

民間團體也要求政府提供穩定資源,支持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政策制定,而非僅止於形式性的諮詢。

政治平等不能只看障礙者有沒有投票資格,更要確保其有能力取得資訊、參選、表達意見,並真正影響公共決策。

能進入場館,不代表能完整參與活動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第30條的討論從一個日常情境開始。國際委員指出,對障礙者而言,一次外出可能同時涉及交通、購票、場館座位與無障礙服務,但這些事項分屬不同機關。政府如何確保整趟行程都能順利完成?
衛福部說明,行政院已推動整體無障礙改善計畫,相關事項由各主管機關執行,衛福部負責必要的跨部會協調。
委員則進一步要求明確的協調與問責機制,避免障礙者必須自行在不同機關之間尋求協助。

在運動權方面,委員詢問,當運動場館拒絕障礙者使用時,政府能否依法處罰。運動部說明,已推動適應運動、場館友善度評鑑及相關修法,並透過訪查、輔導與獎勵改善。衛福部則補充,依身權法規定,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不得使障礙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違反者可依法要求改善並處罰。
但委員也指出,運動法規本身的強制保障仍有不足。

大型演唱會、展覽及其他公共活動的無障礙服務,也是審查重點。委員追問,是否有法規明確要求主辦單位提供手語翻譯、即時字幕及受過訓練的服務人員。
文化部主要說明建築及消防法規、活動安全管理與地方政府許可程序。
委員因而指出,政府仍未提出明確要求大型活動提供上述無障礙服務的規範。

在觀光方面,政府說明台灣好行路線中已有相當比例提供無障礙車輛,但委員特別追問觀光列車等服務,在設計階段是否必須諮詢障礙者組織。

至於障礙藝術創作者,文化部說明已有相關獎項及一般藝文補助,卻未設置專門保留給障礙藝術家創作及演出的經費。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文化及休閒活動經常出現「可以進入,卻無法使用」的情況。例如輪椅席與陪同者座位分離、觀眾站立時輪椅席視線被遮擋,以及部分售票系統無法讓障礙者以一般流程購票。

有團體提出,部分遊戲場雖設有無障礙設施,出入口卻被阻車設施阻擋,使輪椅使用者根本無法進入。

民間也要求政府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融遊戲場設計與查核制度,並公開旅宿、交通、文化及體育場館的完整無障礙資訊。

障礙藝術工作者則指出,創作、排練及巡演需要個人助理、交通及合理調整,但缺乏明確的補助與主管機關。

真正的文化平權,不只是提供入場機會,更包括障礙者能完整參與、享受活動,甚至以創作者身分投入文化生活。

各部會有大量數據,卻難以衡量人權是否真正改善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指出,台灣各部會雖蒐集大量障礙者資料,但多數仍以醫療分類、障礙證明及行政服務需求為中心,未必足以衡量人權實現情形。

委員以教育及就業為例,指出兩個領域使用的障礙認定標準可能不同,使政府難以追蹤同一群障礙者從教育階段進入職場後,權利是否獲得改善。衛福部說明,不同部會依各自服務需求建立資格及評估標準,因此分類不完全相同。
委員則強調,行政服務所需的資料與人權政策評估所需的資料不同。國家必須建立可以跨領域比較、追蹤及公開使用的統計方法。

委員也要求蒐集交織性分類資料,例如原住民族、障礙女性、偏鄉居住及高支持需求者的就業情況,才能看見特定群體是否持續被排除。行政院代表坦言,各部會雖已有相當多資料,但可讀性與可用性仍有改善空間,將透過跨部會協調進一步研議。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目前統計往往重視取得障礙證明的人數,卻無法充分呈現未取得證明、但實際遭遇障礙的人。學習障礙、心理社會障礙及其他隱性障礙者,在教育、福利及就業體系使用不同資格標準時,更容易面臨服務中斷。

今天最後一場民間對話中,國際委員特別提及《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提醒政府及民間應檢視制度是否完整納入環境、個人與社會互動因素,而非僅選擇部分醫療或功能指標。

統計的目的不只是知道有多少障礙者,更是看見誰仍被排除,以及政府政策是否真正消除了不平等。

符合永續發展目標,不代表已符合CRPD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再次援引聯合國《去機構化指引》,提醒政府國際合作應支持去機構化,而不應資助延續機構化的服務。並詢問外交部是否設有明確程序,檢查每一項國際合作計畫是否符合CRPD。

外交部主要說明國際合作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連結。委員因而指出,政府並未提出獨立的CRPD符合性審查程序。

委員接著詢問,政府補助障礙者組織參與國際合作時,是否涵蓋人事、會費及其他維持組織運作的費用。外交部表示,相關補助主要依活動計畫辦理,並未全面涵蓋這些經常性支出。

至於障礙者組織在國際合作計畫的規劃、執行與監督階段如何參與,外交部表示仍須進一步確認具體案例。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國際交流補助多以活動為中心,且受到申請時程、外交效益及經費項目限制,難以支持資源有限的障礙者組織建立長期合作。民間要求將CRPD納入國際合作的實質審查,並公開預算、執行成果與障礙者參與情形。

國際合作不應只是將障礙者列為受益對象,更應確保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合作計畫的決策與監督。

政府承認決議缺乏執行力,獨立監督與申訴制度仍有缺口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最後一條的審查,直接觸及CRPD落實的制度核心。

國際委員詢問,當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作成決議,個別部會卻遲遲不執行時,究竟有何問責機制?
行政院代表坦言,目前主要以持續追蹤、再次要求改善及召開協調會議處理,但缺乏直接處分或強制執行手段,因此有些議題延宕多年。
委員隨即詢問,政府是否願意建立明確規範,要求各部會落實小組決議。行政院代表表示可以考慮,但規範的強度仍須討論。

接著,委員關切NHRC作為CRPD獨立監督機制的法律基礎。委員提及NHRC目前面臨委員出缺及預算縮減,並指出障權法修正草案新增第10條之2,將NHRC明定為CRPD獨立監督機制。
衛福部表示支持相關修法,並希望儘速通過。

對於國家人權公約執行、報告及追蹤機制(NMIRF),國際委員則詢問,行政院人權義處是否已取得明確的正式授權,統籌各項公約報告與國際審查建議的後續追蹤。
政府說明現有行政機關已逐步承擔類似功能,但仍未完整釐清正式的制度定位。

障礙者組織的代表性,也再次受到追問。委員要求政府說明,如何區分由障礙者領導的代表組織、服務提供者及家長團體,確保障礙者本人能依第7號一般性意見參與政策。
衛福部說明已理解相關原則,但委員仍指出,實務上的區分與優先參與安排尚不夠明確。

在申訴制度方面,委員指出,政府雖有不同的申訴管道,但各機制分屬不同主管機關,障礙者可能難以判斷應向何處求助。
政府以地方1999服務專線及中央機關受理、轉介機制作為說明。
委員則強調,設有轉介窗口,不等於當事人已能清楚理解不同申訴途徑、取得必要協助並獲得有效救濟。

最後,委員也詢問政府是否有計畫,透過多年期且穩定的公共經費,支持障礙者組織從事制度性倡議,而非僅補助單次活動。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團指出,許多小型障礙者組織的日常行政、倡議與國際參與,仍主要依賴少數志工及自籌經費,政府補助卻多集中於個別活動。缺乏穩定人事、場地及組織運作資源,使障礙者組織即使受邀參與政策,也難以持續投入監督工作。
民間要求建立穩定、獨立的障礙者組織支持制度,並強化CRPD國內協調與獨立監督機制。

在最後一場民間對話結束時,國際委員會主席特別感謝各團體提供的平行報告、問題清單回覆及口頭發言,強調國際審查若缺乏民間社會的資訊,便難以有效評估CRPD的實際執行情形。

這段致謝,也凸顯了國家應長期支持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監督的重要性。


第三日審查觀察 從形式上的納入,走向真正的平等參與

第三日的審查橫跨教育、健康、就業、經濟生活及政治參與,卻反覆出現相似的制度問題。

政府以普通學校就讀率說明融合教育進展,委員要求檢視學生是否真正共同學習;以定額進用及職業訓練呈現就業成果,委員要求追蹤障礙者的工作品質、升遷與自主選擇;以法律修正說明政治權利進展,委員卻指出,障礙者仍可能因監護身分、資訊障礙或缺乏支持,而無法真正參選或投票。

而在所有領域之間,障礙證明與行政資格的限制,也持續使部分人無法取得所需支持。從學習障礙者畢業後失去服務資格,到心理社會障礙者難以自主經營同儕支持,都說明現行制度仍高度依賴分類、資格與專業認定。

更根本的問題是,國家對CRPD的落實,仍缺乏足夠的成效追蹤與問責。

有服務,不代表服務能被使用;有參與機會,不代表當事人能真正影響決策;有法律規定,也不代表權利受到侵害時能獲得有效救濟。

第三日的政府審查雖已結束,國際委員留下的問題仍十分明確:台灣是否願意讓障礙者從政策與服務的接受者,真正成為具有自主決定權、平等參與權與有效救濟權的權利主體?

這不只是單一部會或特定制度的改善,而是整體政府必須承擔的CRPD義務。


2026 CRPD 第三次審查整體觀察:從制度建置走向權利實現,國家必須正視改革責任

回顧三天的CRPD國際審查,從反歧視、無障礙與障礙者參與,到生命權、法律能力、人身自由、去機構化,再到教育、就業及政治參與,國際委員反覆指出的問題,不只是個別政策或服務不足,而是台灣的障礙政策仍未全面從醫療、照顧與保護模式,轉向以障礙者自主、平等及尊嚴為核心的人權模式。

政府提出許多修法計畫、服務措施、補助方案及統計數據,部分領域也確實有所進展。然而,面對委員追問政策的實際成效、改革時程及權利救濟,政府卻經常以持續研議、試辦、教育訓練或未來補充資料回應。從反歧視法與監護制度改革的延宕,到拒絕合理調整尚未建立明確的法律責任,以及去機構化缺乏退場時程,都顯示國家尚未充分將CRPD的權利保障要求,轉化為具體、可執行且能夠問責的法律與政策義務。

三天審查也不斷揭露,許多障礙者被排除的原因,並非個人能力或支持需求,而是制度預設了什麼樣的人可以自主決定、進入普通學校、從事特定工作或參與公共事務。當政策仍以行政便利、專業判斷、家庭責任或社會共識為優先,障礙者的意志、偏好與選擇便可能再次被放在次要位置。因此,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的參與,不能只是政府制定政策後的諮詢程序,而必須貫穿制度設計、資源分配、執行及監督的每一個階段。

國際審查的意義,不在於政府能提出多少政策成果,而在於國家是否願意正視現行制度造成的排除,並承擔改變的責任。 三天對話已清楚揭示問題所在;接下來的關鍵,是政府能否提出明確的改革承諾、期程與資源配置,建立有效的跨部會協調、獨立監督及救濟機制,並確保障礙者實質參與改革。

CRPD的落實不能停留在報告、會議與政策宣示。真正的人權進展,應體現在每一位障礙者都能自主作出選擇、平等參與社會,並在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國家確實保障的日常生活之中。


延伸閱讀

聯合國CRPD委員會第4號一般性意見(2016)——融合教育

General comment No. 4 (2016) on the right to inclusive education

特別參考第9至12段,了解排除、隔離、整合與融合教育的區別。

聯合國CRPD委員會第8號一般性意見(2022)——工作與就業

General comment No. 8 (2022) on the righ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work and employment

說明開放及融合勞動市場、庇護就業、合理調整與工作權的國家義務。

聯合國CRPD委員會第11號一般性意見(2026)——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

General comment No. 11 (2026)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釐清障礙者的投票權、被選舉權及實質公共參與,不得因障礙身分或法律能力限制受到歧視。

聯合國CRPD委員會《辨識與處理基於障礙的暴力指引》(2026)

Guidelines on identifying and addressing disability-based violence

國際委員於第24條校園暴力及獨立申訴機制討論時引用,強調國家應辨識、預防並處理基於障礙的暴力,包括制度性暴力及缺乏有效監督的情形。

AI使用聲明|本文依據審查現場觀察、會議錄音及轉錄文字撰寫,並使用生成式AI輔助資料整理與文字編輯。內容經人工審閱,最終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