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D國際審查側記②】以保護之名限制權利:從去機構化爭議到障礙者自主生活的制度困境

2026年11月18日|CRPD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第二日
「社會態度不能成為剝奪障礙者權利的藉口。」
11月18日,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進入第二天。從上午第10至17條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法律能力及身體自主,到下午第18至23條的自立生活、個人行動、資訊近用與家庭生活,國際委員反覆追問:當國家宣稱提供保護、照顧與服務時,障礙者是否真正擁有選擇的權利?
上午的審查直指死刑保障、照顧殺人、監護制度、強制住院、精神醫療約束及《優生保健法》的修法延宕。下午則聚焦去機構化,並討論個人助理、社區住宅、交通、輔具與家庭支持。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政府與國際委員對去機構化的明顯分歧。
政府表示,經過社會溝通,台灣目前不會立即關閉機構,也暫不訂定退場時程;國際委員則援引聯合國《去機構化指引》,指出國家不能以社會尚未形成共識為由,延後障礙者平等生活的權利。
當天下午審查接近尾聲時,委員會主席更花費約十分鐘,逐段引用《去機構化指引》,向政府說明機構化所涉及的歧視與暴力、障礙者主導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提升公眾意識的國家義務。
第二天審查因此不只是在檢視各項福利政策,而是要求政府重新思考:障礙者需要支持,是否就意味著國家可以替他們決定住在哪裡、接受什麼治療,以及如何生活?
上午審查 CRPD第10至17條
死刑改革仍待修法,照顧殺人不能成為支持制度失靈後的例外處理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首先聚焦死刑與障礙者生命權,追問台灣如何落實2024年憲法法庭判決對精神障礙及其他心智缺陷者科處、執行死刑的限制。法務部說明,已提出相關刑法修正草案,並依憲法判決辦理,司法院亦持續研議程序保障。
然而,委員指出,政府的回答主要涉及未來修法,卻未充分說明如何處理已經定讞、仍在等待執行的障礙者。對這些當事人而言,生命權保障不能一直等待立法程序完成。
審查隨後轉向家庭照顧關係中的殺人事件。衛福部說明,政府已建立照顧負荷評估、風險辨識及服務轉介機制,並持續擴充長照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但委員強調,辨識高風險家庭,不等於已經提供足夠支持。 當家庭面臨立即危機時,究竟有哪些可以即時取得、足以避免悲劇發生的服務,才是問題核心。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死刑定讞者中仍有精神、心智或其他障礙情況的當事人,相關保障尚未完整落實。團體並提及2026年9月一名具有障礙情況的死刑定讞者在監所病逝,要求政府正視現有受刑人的處境。
對於照顧殺人,障礙者團體則強調,照顧壓力不能成為剝奪障礙者生命的正當理由。政府不能在社區支持不足、悲劇發生後,才以赦免或減刑作為回應。
民間並呼籲擴充個人助理、緊急照顧及社區支持服務,防止障礙者因家庭照顧體系失靈而失去生命。
兩項議題共同揭示:國家不能只承諾未來改革,更必須立即保障已經身處危險中的障礙者。
災防名冊取代不了個別撤離計畫,資訊與支持仍存缺口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引用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的經驗,詢問政府是否已經與需要撤離協助的障礙者,共同制定個別化撤離計畫。政府說明,已檢討災害警報、撤離通知及高風險人口盤點,並針對獨居且行動不便者建立相關名冊。
但委員進一步指出,建立名冊與完成個別撤離計畫並不相同。後者還必須確認當事人需要哪些交通工具、個人協助及實際撤離安排。
委員也追問緊急災害資訊是否有明確法律義務提供手語翻譯與即時字幕,以及政府是否統計災害中的障礙者傷亡情形。衛福部說明,行政院身權小組已要求重要資訊發布納入手語及同步聽打。內政部消防署則表示,現行災害統計尚未完整依障礙身分分類,將進一步研議。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即使不是獨居者,也可能因缺乏復康巴士、個人協助或適當交通工具而無法撤離。
障礙女性團體進一步提醒,避難所應納入生理用品、育兒空間、個人照顧及支持服務不中斷等需求,不能將所有障礙者視為具有相同避難需求的群體。
其他團體也要求障礙者實際參與防災及民防演練,而非僅被列為等待救援的對象。
災害中的平等保障,不能只是知道障礙者住在哪裡,而必須確保他們在危機發生時真的能夠安全離開。
監護制度改革缺乏時程,障礙者仍因身分被否定自主決定能力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指出,CRPD要求以支持性決策取代替代決策,但台灣監護及輔助宣告制度的改革多年來仍缺乏明確進度。法務部說明,已召開多次成年監護制度研修會議,研究國外支持性決策經驗,卻未提出具體修法時程。
委員進一步詢問,即使正式修法尚未完成,銀行、交通及其他公共服務是否已經必須尊重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依個別需求提供支持,而非預設其無法決定。
衛福部主要以第一線人員教育訓練及實務改善回應。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監護宣告的撤銷仍高度依賴醫療鑑定及法院裁定。即使當事人已找到可信賴的支持者,能夠在支持下理解資訊、表達決定,也不容易因此解除原有的法律能力限制。
上午一名使用輔助溝通工具(AAC)的障礙者,更分享自己到銀行開戶的經驗。他明明能夠回答問題、表達意思,卻被要求找來兩名見證人。他指出,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協助閱讀並解釋文件,而不是別人替他決定。
「請不要因為我的障礙,替我做決定。」
這段發言,直接揭露了監護制度以外的日常歧視:即使沒有法律禁止障礙者自行決定,服務人員仍可能因障礙身分,否定當事人的自主能力。
司法指引難以確保程序調整,障礙者仍須自行克服司法障礙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肯定司法院發布身心障礙者近用司法指引,卻追問這些指引是否具有足夠法律拘束力,能否涵蓋警察、檢察、法院及矯正機關等各個司法程序。司法院說明,CRPD、《CRPD施行法》及現行障權法已提供法律依據,相關指引則將司法協助具體化。
委員也關切司法中介制度的發展。司法院表示,預計於2027年1月舉辦國際研討會,進一步討論司法中介及程序支持。
然而,討論與研討會尚不能取代當事人現在需要的服務。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視障者團體指出,部分視障受刑人在監所被限制使用白手杖,甚至如廁都需依賴其他收容人引導。失智者及自閉症者倡議團體則提出,司法實務工作者對認知障礙與神經多樣性的理解不足,可能影響當事人陳述、證據判斷及程序調整。
民間亦批評,現行法律對部分司法協助的啟動門檻過度強調是否能「完全陳述」,忽略可以表達、卻仍需要協助理解法律程序的障礙者。
法律扶助制度也受到追問。民間指出,特定障礙者法律扶助專案排除部分以政府機關為訴訟對象的案件,可能影響障礙者挑戰行政制度的能力。
司法近用不只是能夠進入法院,更是能否有效理解、參與及挑戰司法程序中的不平等。
法院審查不能取代社區替代方案,機構化處遇仍可能長期限制自由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關切刑事監護處分的延長程序、獨立評估及法律代理保障,並追問當事人能否有效參與決定自己是否繼續被限制自由。法務部說明,監護處分延長須經法院裁定,並參考專業評估及相關意見。
對於精神衛生法下的強制住院,衛福部與司法院則強調,2022年修法已將強制住院由行政審查改為法院審查,並強化必要性審查及社區支持。
然而,國際委員關心的是,法院究竟有沒有比強制住院限制更少的實際選項。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心理社會障礙者團體指出,目前監護處分及強制住院仍高度依賴機構式處遇,缺乏行動危機團隊、危機喘息及高密度社區支持等替代措施。民間團體也分享,有監護處分當事人已不願繼續留在醫療機構,卻因醫療評估、執行程序與社區支持不足,難以真正離開。
這使國際委員進一步追問,台灣是否有成功解除監護或限制性處遇、協助當事人重新進入社區的案例。
當社區中缺乏可行的替代服務,即使強制住院改由法院審查,也不必然能真正落實最少限制原則。
精神醫療仍以「治療需要」正當化約束,獨立監督明顯不足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直接質疑,精神醫療中的隔離、身體約束及限制行動自由,究竟有何證據證明具有治療效果。衛福部說明,現行規範允許在符合特定醫療需要及安全條件時採取限制措施,並要求醫療機構優先討論替代方式。
但委員指出,隔離與約束可能造成創傷、加劇痛苦,許多措施實際上是控制行為,而非提供治療。
對於如何獨立監督這些措施,衛福部主要說明精神醫療機構評鑑、地方政府督導及相關查核制度。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心理社會障礙者民團分享,有當事人在睡眠期間仍遭約束,也有人長時間待在缺乏適當如廁設施的保護室內,被迫以極不具尊嚴的方式處理生理需求。
民團更指出,曾聽聞隔離持續數週甚至更久的案例,並要求政府公開限制措施的頻率、持續時間及解除情形,建立真正獨立的監測與申訴機制。
國際委員因而追問,當事人無法正常睡眠、飲食、如廁或維持尊嚴時,這究竟是治療,還是可能構成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對待?
醫療專業判斷不能取代人權審查,醫療機構更不應成為難以受到外部監督的封閉場域。
機構評鑑無法取代獨立監督,障礙者申訴支持仍不完整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指出,即使政府已有定期評鑑與不預告查核,障礙者仍持續在照顧機構中遭受不當對待。委員因此詢問,政府是否將採用聯合國提出的障礙照顧與支持體系評估工具,檢視服務是否符合CRPD標準。
衛福部說明,已將人權與正向支持納入機構人員訓練,並依障權法建立通報、調查、行政處罰及移送司法機關的程序。
但委員進一步追問,監督是否真正獨立,以及障礙兒少,特別是原住民族或多重障礙兒少,能否使用容易理解、符合自身需求的申訴管道。政府主要以性侵害案件的司法協助、社工服務及保護程序回應,對一般機構生活中的拒絕、申訴與外部支持,則未提出完整說明。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人權團體提出,部分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在遭受國家酷刑後長期被安置於精神療養機構,至今仍可能面臨不當約束、照顧不足及尊嚴受損等問題。團體要求建立獨立的外部輔導與監督機制,並指出機構內部的問題不應僅被視為歷史遺緒。
其他團體也呼籲檢討校園霸凌與機構不當對待的申訴程序,確保當事人能在不擔心報復的情況下提出申訴。
法律禁止虐待只是最低要求;有效的預防、獨立調查及當事人可使用的救濟,才是制度必須提供的保障。
《優生保健法》修法一再延宕,第三方同意制度仍侵害身體自主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直接指出,台灣《優生保健法》至今仍保留「優生」名稱,反映的並不只是用語問題,更涉及障礙歧視的歷史及制度。委員以日本過去的優生政策為例,要求政府正視相關法律對障礙者造成的傷害。
衛福部國健署回應,修法草案已送行政院審查,預計將法律名稱改為《生育保健法》,並配合修正相關子法。
然而,委員追問,現行法律是否仍要求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者接受人工流產時,須取得第三方同意。政府最初強調應尊重當事人意願,但在委員反覆確認後,說明相關修法尚未完成。
委員也詢問,當障礙者受到家屬、監護人、機構或醫師施壓,要求接受結紮、子宮切除或人工流產時,究竟有哪些有效申訴及保護機制。
衛福部主要援引醫療告知同意規範,未充分說明當事人在權力不對等情境下如何獲得獨立保護。
此外,委員引用政府調查,追問部分接受結紮的障礙者未表示由自己作出決定的原因。衛福部回應,考量調查性質及個人隱私,目前未進一步追查。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心智障礙者及心理社會障礙者團體強調,障礙者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應獲得理解資訊、表達意願及自行決定的支持,而非由他人代為決定。
《優生保健法》的改革不能只是更改名稱,而必須徹底檢討以障礙或監護身分限制生育自主的制度。
下午審查 CRPD第18至23條
入境歧視規定雖已刪除,歸化條件仍可能形成間接排除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肯定台灣於2024年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刪除以精神疾病作為拒絕入境理由的歧視性規定。但委員要求政府說明,其所稱「沒有外國人因障礙被拒絕入境」的依據及資料來源。
內政部移民署表示,依內部系統查詢,自2000年起曾有17件相關紀錄;2015年後已無因障礙遭管制入境的情形,2024年修法施行後亦無相關案件。
委員進一步追問,這些資料是否可供外界檢視,但政府並未正面回應。
接著,委員將焦點轉向《國籍法》。現行歸化制度要求申請者具備一定財產或專業技能,並涉及意思表示能力等條件。委員質疑,這些規範是否可能對受監護、使用精神健康服務或其他障礙者造成間接歧視。
內政部主要說明國籍取得涉及重大身分決定,必須確認申請出於本人意願,但未明確承諾重新檢討相關限制。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下午民間團體另指出,無證移民的障礙兒童即使取得特殊識別號碼,仍不當然具有居留或健保資格,醫療與早期療育服務也可能受戶籍、障礙鑑定及地方資源限制。團體要求保障兒童在國籍或居留問題尚未解決前,即可依需求取得醫療、障礙評估與早期療育支持,且不應為了取得服務而被迫與父母分離。
從入境、歸化到兒童服務,國家必須檢視表面中立的行政資格,是否實際排除了特定障礙者。
政府以民意未準備好延後去機構化,國際委員要求停止新入住並提出退場期程
第19條是第二天下午最具爭議,也最值得關注的審查內容。國際委員直接指出,政府目前提出的去機構化政策,仍未符合聯合國CRPD委員會《去機構化指引》的要求。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委員首先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政策方向:一種是改善既有機構、逐步增加社區服務;另一種則是國家明確承諾終結機構化,訂定退場期程、停止新的機構入住,並為每一位住民制定個別轉銜計畫。國際委員指出,國際經驗顯示,如果政府始終沒有明確承諾關閉機構,也未停止新入住,即使持續擴充社區服務,仍可能有障礙者在等待過程中於機構內度過餘生。
衛福部回應,台灣約94.4%的障礙者居住在社區,約5.6%住在機構。政府自2024年起辦理10場去機構化社會溝通,並依討論結果,採取縮小機構規模、轉型服務及推動機構住民融合社區的方向。衛福部強調,台灣是民主社會,必須尊重社會溝通形成的意見。由於相關參與者認為立即關閉機構可能造成照顧及社會運作上的問題,因此政府目前不決定全面關閉機構,也暫不設定退場時間表,而是希望先充實社區資源。
國際委員隨即指出,去機構化並不等於立即關閉所有機構。 政府可以訂定五年、十年或其他有明確期限的逐步退場計畫,並同步移轉預算、建立個別支持方案。
委員再次追問,政府是否仍允許新住民進入機構。衛福部承認,目前仍有新的入住者,且政府尚未設定停止入住及全面退場的時程。
國際委員進一步明確指出,社會對障礙者的負面態度,不能成為延後權利保障的正當理由。國家應透過具體承諾及政策行動,帶動公眾態度改變,而不是等待社會先形成支持去機構化的共識。委員也提醒,機構即使規模較小,仍可能是機構。真正的社區生活,關鍵在於當事人能否選擇住處、共同生活的人、生活方式,以及自己需要的支持。
討論接著延伸至社區住宅及個人助理服務。
國際委員關切,障礙者仍可能在私人租屋市場遭到房東或鄰居歧視。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說明,已有住宅反歧視規定及包租代管業者教育訓練;衛福部亦指出,身權法對居住歧視設有裁罰規定。
但委員要求政府提出實際成功處理歧視案件、協助障礙者取得住宅的案例,強調法律是否能有效執行,比單純存在規定更加重要。
在個人助理與社區支持方面,委員指出,台灣雖有長照、個人助理、家庭及移工照顧等不同資源,但服務分散、申請資格與使用限制複雜,使高支持需求者難以真正控制自己的生活。
衛福部回應,正在研議整合長照與個人助理時數,並與民間團體討論新的示範方案,也將針對高支持需求者改善服務。政府另指出,部分個人助理服務的實際使用時數低於核定時數,將針對需求較高的障礙者進一步處理。
但這項數據也留下疑問:核定時數未被充分使用,究竟代表需求較低,還是實際上缺乏服務人力、使用彈性與可取得的支持?
委員並追問原住民族及偏鄉障礙者的處境,尤其是照顧人力、交通與社區資源不足的問題。衛福部說明,偏鄉服務已有加成補助、人力訓練及相關交通安排,並將持續改善。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以具體數據及經驗指出,政府雖持續增加社區資源,機構化服務卻未必同步減少。團體提及精神護理之家及相關住宿服務床位增加、兒少仍被安置於成人照顧機構等問題,要求政府提出涵蓋兒童、成人、心理社會障礙者及長期照顧體系的去機構化國家計畫。
自立生活團體指出,依其引用的2024年資料,全台使用個人助理服務者僅1,326人,平均每人每天核定時數約36分鐘。高度支持需求者仍可能因時數不足、服務內容限制及人力缺乏,無法自由安排日常生活。民間也質疑,若政府要求障礙者優先使用彈性不足的居家服務,導致個人助理時數被限縮,表面上雖住在社區,生活卻仍可能受到如同機構般的限制。
部分團體則從家庭及服務提供者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他們認同障礙者應有選擇社區生活的權利,卻擔憂在住宅、人力、交通及高密度支持不足的情況下,過快關閉機構可能只是將照顧責任重新交回家庭。
這樣的分歧,也在下午的對話中被進一步討論。
國際委員指出,離開機構並不當然等於實現自立生活;如果障礙者在家中同樣沒有選擇與控制生活的自由,家庭也可能形成另一種機構化處境。因此,真正的去機構化不能只有關閉建築物,更必須建立足以支持當事人自主生活的社區服務,避免以「家庭化」取代「機構化」。
有民間團體進一步解釋,部分家長反對去機構化,並不代表不希望孩子自主生活,而是對政府能否提供穩定、足夠的社區支持缺乏信心。當家庭不知道子女離開機構後能否取得住宅、個人助理及全天候支持,自然可能將機構視為較有保障的選項。
這也說明,公眾意識提升與服務改革必須同步推進,不能以民意尚未準備好作為維持現狀的理由。
國際委員援引《去機構化指引》,要求政府重新理解國家義務
下午政府審查接近結束時,國際委員會主席特別花費約十分鐘,逐段引用聯合國CRPD委員會2022年通過的《去機構化指引》,進一步回應政府的說法。
主席引用指引第6段指出,機構化本身是一種對障礙者的歧視性做法,國家應認識機構化可能構成對障礙者的暴力;第9段則指出,持續維持機構化沒有正當理由。
主席進一步強調,去機構化需要法律、政策與資源改革,也確實需要改變根深柢固的社會觀念。但她以性別暴力為例說明,國家不能等待社會完全接受某項人權原則,才開始保障權利;也不能因為認為某種安排對個人比較安全,就直接剝奪其自主決定的能力。因此,政府應積極落實CRPD第8條意識提升義務,透過公共教育與政策行動,改變社會對障礙者及機構照顧的既有認識。
主席也援引指引第20段,強調去機構化應由障礙者主導,包括曾經或正在經歷機構化的當事人,而不是由維持及管理機構的人主導改革。她進一步引用涉及緊急情況及國際合作的段落,指出即使面對疫情、自然災害或其他危機,國家仍應持續推動機構退場,而不是以危機為由延續隔離。
隨後,另一位國際委員也直接批評,以民主或民意為理由讓障礙者繼續被限制於機構之中,無法作為符合人權的政策說明。該委員以自身曾長期住在機構的經驗指出,障礙者需要的是支持、復原、學習自主生活的機會,以及政府願意投資其未來的承諾。
這場討論使第19條成為第二天審查最明確的制度爭議之一。
去機構化不是把機構改小、改善管理,或等待社會自然接受障礙者進入社區,而是國家必須主動創造讓障礙者選擇生活方式的條件。
輔具補助仍受價格與所得門檻限制,新興科技也可能造成新的排除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肯定政府近年調整輔具補助標準,建立定期審議機制,也納入部分智慧科技輔具。但委員指出,民間仍反映補助金額與市場價格有落差,且部分補助與經濟條件連結,未能充分回應障礙者的實際需要。委員因此詢問,政府是否考慮將輔具取得與社會救助資格適度區分,避免障礙者必須符合特定經濟條件,才能負擔必要輔具。
衛福部表示,目前已收到逾百件輔具補助調整提案,並將重新審議項目及金額;部分重要輔具已採不依經濟條件區分的補助方式。對於較廣泛的制度改革,政府表示仍須進一步討論。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新興輔具的納入速度緩慢,補助標準未必能反映實際價格。視障者所需的有聲號誌與公車語音資訊,也存在設置不足的問題。
傍晚,國際委員進一步詢問人工智慧(AI)輔具的參與式研究,關心新技術是否真正增進自主,或可能產生新的監控與排除。
民團指出,部分AI應用以醫療照顧或風險管理為中心,未必尊重障礙者自主;臉部或身分辨識系統也可能無法正確辨識特定障礙者。
公民社會更強調,政府要求民間提出新興輔具提案時,常需提供複雜規格、市場價格及技術資料,對資源有限的障礙者組織而言,參與門檻相當高。
輔具政策不應只問補助多少,更要確保障礙者能取得真正需要、負擔得起,並由自己選擇使用的工具。
手語已是國家語言,公共資訊仍缺乏全面可及的保障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首先關切政府緊急服務與福利專線的可及性。政府雖已為部分專線提供文字、APP及其他聯繫方式,但委員追問,為何不是所有重要公共服務,都能提供多元溝通選項。衛福部表示,110、119等緊急服務已有部分文字及APP報案功能,其他福利與長照專線也將逐步改善。
委員接著關心手語視訊轉譯服務(VRS)的長期穩定性,包括服務時段、預算及聾人社群參與品質評估。衛福部說明,現行試辦計畫將於2026年底結束,相關經費正朝常態化編列方向推動。針對臺灣手語,文化部指出,《國家語言發展法》已將臺灣手語列為國家語言,政府機關應依規定提供必要通譯支持。
但委員進一步強調,法律承認語言地位,仍須確保聾人在公共服務中能實際、平等且無須額外負擔地使用。
電視及影視節目的手語、字幕與口述影像也受到檢視。文化部及NCC說明現有補助、鼓勵與監理措施,委員則追問,是否有具體涵蓋率、品質標準及可強制落實的要求。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資訊無障礙不能只停留在網站或服務專線,也應擴及障礙兒少的公共參與。
另外,障礙兒少參與公共政策及遊戲場規劃的比例仍偏低,易讀資訊、語音及AAC等溝通支持也尚未普遍納入參與程序。
資訊近用不是政府有沒有提供某一種格式,而是所有障礙者是否真正能理解、使用資訊,並平等表達意見。
精神醫療資料蒐集與通訊限制,仍有病人知情及自主權爭議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關心政府蒐集心理社會障礙者資料的依據、使用範圍及隱私保障,並詢問當事人是否能理解資料如何被蒐集、處理與利用。
衛福部心理健康司說明,《精神衛生法》已有相關資料蒐集及保護規範,主要用於政策制定、社區追蹤及關懷服務。政府並援引《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告知義務、資料查詢與刪除等權利,說明現有法律保障。
但委員進一步追問,當事人處於強制住院或其他非自願狀態時,如何確保其知情與隱私權。
精神醫療病房的手機、通訊設備與訪客限制,也成為討論焦點。衛福部表示,病房生活公約指引原則上保障通訊,必要時可依管理需求限制特定設備,並應提供替代聯繫方式。
然而,這些限制如何避免被過度使用,仍有待實際監督。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部分支持服務中的定位打卡、行蹤回報及資料管理,可能影響障礙者的隱私與自主。
這也與上午精神醫療約束的討論相互呼應:當障礙者需要服務時,不應因此被要求放棄一般人享有的隱私、通訊及生活自主權。
服務量能成長仍不足以回應家庭需求,障礙兒少安置與自主選擇持續受限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關注障礙兒童的早期療育、家庭支持及防止家庭分離。
衛福部說明,早期療育已建立通報轉介與個案管理制度,並透過全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供脆弱家庭支持。政府指出,2025年早期療育服務兒童數已有增加,也透過家庭照顧負荷評估與社工資源連結,協助高風險家庭。
但委員強調,政府不能只提供服務人數與據點數量,更應檢視家庭是否真正取得需要的支持,尤其是偏鄉、多重障礙及高支持需求家庭。
委員也關心障礙者在婚姻、生育與親職方面的支持,以及住在機構中的障礙者是否能實際取得相關教育與服務。
最後,委員追問兒童收出養制度,指出跨國收養比例仍高,以及原住民族兒童在家外安置中可能面臨的文化及家庭連結問題。
衛福部說明,目前已要求地方政府審慎評估出養必要性,並以親屬、寄養等家庭式安置優先,但對於委員所追問的原住民族兒童具體安置比例,現場未有完整說明。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民間團體指出,社區支持不足,可能使高度支持需求的障礙者無法離開機構,也可能迫使家庭承擔超出負荷的照顧責任。
失智者權益團體呼籲建立認知障礙者的個人助理及財務管理支持制度,避免當事人因缺乏家屬協助,就失去自主生活的可能。
另有團體要求將財務管理支持納入社區服務,使障礙者能在適當協助下理解資訊、參與財務決定,而不是由他人全面代為管理。
家庭支持的核心,不只是減輕照顧者負擔,也包括確保障礙者能夠在家庭與社區中,依自己的意願生活。
第二天審查揭露的共同問題:政府提供的是管理制度,障礙者需要的是自主權利
第二天的審查涵蓋14個條次,從生與死、自由與監護,一路談到住所、交通、資訊及家庭生活。不同議題之間,反覆出現相似的制度困境。
政府強調法院審查、醫療評估、風險管理、服務據點、補助金額及教育訓練;國際委員與民間團體則不斷追問,障礙者能否真正作出選擇、是否有足夠支持,以及當權利受到限制時,能不能有效提出申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午對精神醫療及監護制度的討論,與下午去機構化的爭論,其實指向同一個問題:
如果國家認為障礙者因為需要支持,就應接受他人替自己決定,那麼即使服務增加,權利仍可能持續受到限制。
政府在第19條審查中,反覆以社會溝通與民主共識,說明尚未訂定機構退場時程的原因;但國際委員提醒,民主國家同樣負有保障少數群體基本人權的義務。公眾可能因為不理解障礙者的需求,或擔心社區支持不足,而對去機構化有所疑慮。國家應做的,是積極提供資訊、投入資源、建立支持服務,並由障礙者主導轉銜過程,而不是讓既有態度決定權利實現的時間。
民間團體的不同意見也說明,去機構化需要的不只是機構退場,更需要政府對住宅、交通、個人助理、勞動、醫療及家庭支持作出跨部會的整體規劃。否則,離開機構的人仍可能回到缺乏選擇的家庭照顧,或進入另一種形式的限制性服務。
第二天審查最後留下的問題,因而不只是政府何時完成某一項修法或計畫。
而是:台灣是否願意真正從以保護、照顧與管理為中心的制度,轉向尊重障礙者意志、偏好與自主選擇的人權模式?
這不僅是CRPD第19條的要求,也是生命權、法律能力、人身自由、身體自主及家庭生活等各項權利得以落實的基礎。
AI使用聲明|本文依據審查現場觀察、會議錄音及轉錄文字撰寫,並使用生成式AI輔助資料整理與文字編輯。內容經人工審閱,最終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