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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 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側記①】制度進展難掩權利落差:修法延宕、參與失衡與無障礙困境

【CRPD 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側記①】制度進展難掩權利落差:修法延宕、參與失衡與無障礙困境

2026年11月17日|CRPD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第一日

「進展是真實的,但速度慢得令人無法接受。」

11月17日,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正式展開。國際審查委員會主席在開幕致詞時,引用聯合國秘書長對全球障礙者權利進展的提醒:太多時候,障礙者生活在一個為其他人設計的世界,而我們其實有能力重新設計這個世界。

這段話,恰好成為理解第一天審查的重要線索。

從上午國際審查委員會(IRC)與國家人權委員會(NHRC)及民間團體的對話,到下午第1至9條的實質審查,國際委員反覆追問的,不只是政府做了哪些事情,更是既有的法律、政策與服務,究竟能否真正保障障礙者的權利。

政府提出修法進度、工作計畫、預算成長與教育訓練成果;障礙者團體則不斷將討論拉回生活現場:沒有障礙證明的人仍可能被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合理調整的反歧視義務遲未完整法制化、障礙兒少的參與機制欠缺必要支持,而無障礙設施即使符合形式上的規範,仍可能無法使用。

這些制度進展與生活現實之間的落差,共同構成第一天審查的核心。

獨立監督受人事與預算掣肘,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問責能力面臨考驗

上午第一場實質對話,由國家人權委員會(NHRC)向國際審查委員說明其獨立評估意見。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原定由國際委員與立法委員、國家人權委員會進行對話的會議,再次未見立法委員代表參與實質對話。

NHRC執行秘書說明對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及考試院的觀察。其中包括要求行政院提出完整的國家身心障礙策略、推動人權影響評估;要求司法院檢討障礙者參與司法程序與擔任國民法官的權利;並呼籲考試院建立合理調整指引。

但NHRC本身的處境,同樣成為國際委員關注的焦點。國際委員詢問,在預算遭大幅刪減、委員出缺的情況下,國家人權委員會如何維持運作?

NHRC代表坦言,2026年7月31日第一屆人權委員任期屆滿,9月29日監察委員被提名人全數未獲立法院同意,導致目前沒有委員。行政團隊雖然仍可受理陳情、函詢或轉送案件,卻無法正式展開須由委員會決議的調查;即使完成新的獨立評估意見草案,也無法在未經委員會通過的情況下發布。
NHRC同時呼籲立法院完成相關修法,明確規範其職權行使方式,以及其作為CRPD第33條獨立監督機制和國家防範酷刑機制的法律地位。

不過,值得區分的是,國家人權委員會並非完全欠缺行使人權保障職權的法律依據。

現行《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已明文授權NHRC對涉及酷刑、人權侵害及歧視事件進行調查,研究與檢討國家人權政策,並就政府提出的國家報告撰寫獨立評估意見。

包含人約盟在內的民間團體過去也曾指出,現行組織法已可作為人權會行使調查權的法律依據。因此,相關修法爭議並不只是「有無職權」,更涉及如何完整規範職權行使程序、強化獨立性,以及確保其具備符合國際標準的監督、調查及訪視能力。
此外,CRPD獨立監督機制的正式指定,以及國家防範酷刑機制的建立,仍各有必須處理的法律與制度配套,不能與NHRC既有的人權職權混為一談。

這些問題並非首次出現在國際審查中。2022年的結論性意見已要求政府完善獨立監督機制,賦予NHRC明確授權,並確保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有效參與監督工作。四年過去,相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又因人事與預算問題,面臨核心職權難以完整行使的困境。這也使得台灣既有的人權監督機制,是否足以有效運作,再次成為審查焦點。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討論,是國家身心障礙策略及NHRC自身的策略性監督工作。

NHRC代表明確主張,行政院應建立涵蓋CRPD各項權利的全國性策略,作為跨部會政策的共同指引,並指出統計資料不足,也會限制政策制定與評估。然而,NHRC本身也已有關於CRPD獨立監督機制的工作規劃。因此,除了行政院迄今未提出完整的全國性身心障礙策略之外,NHRC如何運用自身既有的職權與工作計畫,主動推動及監督CRPD的落實,同樣值得關注。

當教育、勞動、醫療、司法、住宅、交通等權利各自分屬不同主管機關,如果缺乏整體策略與明確的責任分工,障礙者的生活需求便可能在各部會的行政界線之間被切割。而當政府內部的跨部會協調不足,獨立監督機制又面臨運作限制,誰能持續檢視這些政策缺口、促使政府負起責任,也就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

發言機會不等於實質參與,障礙者仍須自行承擔倡議成本

緊接著的NGO聲明場次,則讓審查從制度設計轉向障礙者自身的經驗。國際委員在聆聽多個團體發言後,接連要求發言者指出最迫切的訴求。

委員詢問顏面損傷者權益團體,如果政府只能改變一件事,最希望改變什麼?團體代表回到顏面損傷者的障礙鑑定制度:現行標準仍過度著重身體受損面積,而非外貌差異對社會參與造成的實際阻礙。未取得障礙證明的人,又可能因此被排除在障礙者政策參與機制之外。

對聾人與聽覺障礙者團體,委員同樣要求提出最希望納入結論性意見的優先訴求。團體強調的核心是語言權——臺灣手語不是額外提供的福利,而是聾人應能在教育、公共服務與日常生活中平等使用的語言。

除了協助民間訴求排序,委員也進一步詢問:政府是否提供資源,讓心智障礙者能夠參與政策討論及平行報告撰寫?心理社會障礙者和神經多樣性者的倡議組織,又如何維持運作?
心理社會障礙者倡議團體回應,相關倡議活動多仰賴成員自費,甚至有高雄的夥伴因無法負擔交通成本而未能出席審查。其他自立生活團體也指出,障礙者若要全程參與審查,可能必須自行負擔個人協助與交通等額外成本。

另一個提問則涉及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他們是否擁有自身的倡議組織,又或者只能透過一般障礙團體參與?
具有原住民身分的障礙者代表指出,原鄉交通不足、跨縣市服務限制,以及離開部落就學所帶來的文化與語言斷裂,都使原住民族障礙者更難進入公共政策的討論。

這些對話揭示了一件事:有發言機會,不代表有實質參與的能力。

參與不是單純開放會議、保留席次,還需要經費、交通、個人協助、無障礙資訊、溝通支持,以及讓障礙者組織能夠持續運作的條件。
當不同障礙群體取得組織資源、參與政策討論的機會本就不平等,要求民間團體在有限時間內排序訴求,也凸顯另一項挑戰:資源不足、難以進入公共討論的群體,其需求是否更容易被排除在政策優先事項之外?

在CRPD強調「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的原則下,政府不應只滿足於邀請障礙者參與,更必須建立足以支持不同障礙者平等參與的制度。這個問題貫穿下午的實質條文審查。


下午實質審查 CRPD第1至9條

修法與預算成長難掩制度缺口,權利保障仍受行政資格限制

下午審查首先合併討論CRPD第1至4條。國際委員從《反歧視法》立法進度、障礙定義與保障範圍、支持服務預算,到通用設計及障礙者參與政策的機制,逐一檢視政府是否真正將公約原則轉化為制度保障。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首先,委員追問《反歧視法》的立法進度。台灣在2017年及2022年兩次國際審查中,均已收到推動平等與反歧視立法的建議,但至今尚未完成立法。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回應,草案自2024年預告後,仍持續與勞動部、教育部、經濟部等機關協商,涉及就業、教育及大眾交易等領域的法律適用與分工。政府預計將反歧視法制推動納入新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並希望於2027年推進後續立法工作。

另一項提問則關乎支持服務的資源分配。國際委員注意到,政府投入自立生活支持、個人助理與同儕支持等服務的預算已有增加,卻進一步追問:政府如何確保各級機關真正依照《CRPD施行法》,優先配置保障障礙者權利所需的經費?
衛福部表示,中央及地方持續增加相關預算,並透過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檢視地方政府預算編列等方式,確認各地是否投入必要資源。

不過,從委員的追問可以看出,審查關注的不只是預算總額成長,而是資源分配是否具有制度性保障,以及增加的預算是否真正改善障礙者取得支持的機會。

接著,委員將焦點轉向障礙定義。《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仍以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作為法定身心障礙者認定的重要條件,因此委員追問,修法草案中的合理調整義務,是否也能保障未持有障礙證明、卻實際面臨障礙的人。
衛福部說明,台灣在不同法規中採取不同的認定方式。《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主要連結福利服務與證明制度;《特殊教育法》等法律則有其他適用對象,不全以障礙證明為前提。政府規劃中的《反歧視法》也將採取較廣泛的保障範圍。政府同時強調,近年障礙鑑定制度已納入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試圖改善過去過度側重醫療損傷的認定方式。
然而,委員繼續追問的重點,並不是各部法律有多少不同定義,而是這些定義能否真正避免權利保障的缺口。

在通用設計方面,委員則關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是否能讓產品、建築及資訊環境從設計階段就考量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反歧視法》是否納入通用設計原則。
衛福部回應,相關規範主要規劃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處理,產品設計與數位無障礙則由不同主管機關推動相關標準。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進一步表示,《反歧視法》草案尚未另行訂定通用設計規範,主要考量相關內容已由身權法修正草案處理。

委員也關心,政府如何確保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政策制定,而不只是透過公開徵詢意見或受邀出席會議。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對現行制度的批評,民間團體提出了具體的生活經驗。

顏面損傷者團體指出,當事人可能因損傷面積不符鑑定標準而無法取得證明,卻真實面臨就業歧視與社會參與障礙。

心理社會障礙者倡議團體則提醒,倘若《反歧視法》仍以長期損傷作為保障的前提,被歧視者可能必須先證明自己的損傷持續足夠長的時間,才能進一步主張權利。

傍晚NGO對話中,人約盟也指出,政府改革往往呈現片段式發展,過度依賴宣導、獎勵及個別服務改善,缺乏整體性的制度改革、監督與救濟機制。

自立生活團體則提醒,預算增加並不等於支持充足。支持是否足以讓障礙者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履行家庭角色、參與公共事務,才是評估資源配置的關鍵。

這些發言凸顯了CRPD人權模式與既有制度之間的緊張關係:障礙不只是個人的身體或精神狀態,也與外部環境、社會態度和制度限制相互作用。當法律保障仍過度依賴行政資格認定,部分真正遭遇歧視的人就可能被留在制度之外。

同樣地,政府投入多少預算、制定多少指引,仍須回到障礙者實際取得多少權利保障,才能判斷政策是否有效。

合理調整作為反歧視義務,仍在修法與緩衝期中延宕

第5條的討論,是第一天下午最具法律與制度意義的對話之一。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承接第1至4條關於反歧視立法的討論,審查主席進一步追問合理調整的法律性質,以及政府如何理解平等與不歧視。
主席特別強調,合理調整並非額外提供的福利,而是實現平等與不歧視的重要義務。若只是要求所有人接受完全相同的待遇,卻忽略社會環境原本就不是依照所有人的需求設計,反而可能造成實質不平等。

衛福部回應,障權法修正草案已納入拒絕提供合理調整構成歧視的規範;在法律尚未通過前,政府也先透過就業領域的行政指引與教育訓練推動實務。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補充,《反歧視法》草案亦已將拒絕合理調整、間接歧視、多重與交織歧視等概念納入規劃。

然而,委員進一步追問,法律能否保障曾經有障礙、未來可能發生障礙,以及因與障礙者具有關聯而受到歧視的人。
例如,曾經罹患疾病、接受治療而康復的人,可能因過去的健康紀錄在求職時遭受不利待遇;具有某種遺傳特徵的人,也可能因未來發生障礙的風險而遭到保險或其他服務的差別待遇。又或者,一個人只是因為家中有障礙者,就受到不合理對待。

衛福部說明,身權法修正草案已嘗試納入對障礙者家屬的歧視保障。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則表示,草案立法說明已參考國外平等法制,處理過去具有障礙經驗的人可能遭遇的歧視。

但這些內容仍處於立法程序,尚未全部成為可直接適用的法律規範。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對此,民間團體的疑問在於:如果合理調整本來就是CRPD所保障的反歧視義務,為何直到現在,仍需等待修法及過渡期?

自立生活團體指出,障權法修正草案所規劃的部分合理調整規定,還有公布後延後施行的安排。從2014年CRPD國內法化算起,障礙者已經等待多年,何以還要繼續等待?

障礙者權益倡議團體也指出,雖然政府提出指引,但在職場、校園及日常生活中,社會對合理調整的理解仍然不足。

心理社會障礙者倡議團體則對政府所提出的關聯歧視規範提出質疑,認為保障不應僅限於障礙者家屬,也應理解因與障礙者有關聯而受到不利待遇的各種情況。

當政府持續說明草案內容與制度進度,民間則反覆提出權利遭拒絕的現實經驗,兩者之間最明顯的落差,是法律保障何時能產生具體、有效的效果。

合理調整不是等待行政機關逐步提供的福利,而是障礙者得以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行使權利的重要條件。 當法律義務仍被放在反覆協商的修法程序及緩衝期中,障礙者就仍可能必須自行承擔權利未被落實的後果。

交織性歧視未獲完整回應,受暴障礙婦女的自主選擇仍受限制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將討論帶向障礙婦女面臨的多重及交織歧視。
委員關心政府現有統計是否不只依性別與障礙類別區分,更能掌握性別認同、障礙經驗及其他社會身分相互交織的處境,以及政府如何運用資料制定具體政策。

政府回應,現行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已有性別及障礙類別資料,行政院另有多元性別生活狀況調查,包含性別認同、性傾向與障礙相關項目。不過,衛福部也承認,定期辦理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尚未納入跨性別等相關問項。

當委員追問統計如何轉化為改善障礙婦女不利處境的具體政策時,衛福部舉出需求評估中的育兒支持,以及受暴婦女相關服務作為例子。

委員隨後將焦點集中於遭受家庭暴力的障礙婦女:為何部分障礙婦女被安排到障礙者住宿機構,而不是一般的家庭暴力庇護體系?政府如何確保她們離開暴力環境後,仍能安全、自主地在社區生活?
衛福部回應,目前會由社工評估受暴婦女需求,並透過庇護服務提供支持。但對於不同安置模式的選擇標準,以及如何提供足以支持障礙婦女在社區自主生活的服務,現場仍欠缺完整的說明。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障礙女性權益團體強調,遭受家暴的障礙婦女,不應被預設必須進入住宿機構。政府應依個人意願與需求,整合無障礙住宿、個人助理、輔具及其他社區支持,並建立明確的安置標準與統計資料。

多元性別權益團體則進一步指出,主要的身心障礙統計仍欠缺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性別特徵資料,使多元性別障礙者的處境難以被掌握。

這場對話顯示,交織性不只是增加更多統計欄位,也要求政府正視不同身分如何共同影響障礙者取得服務、遠離暴力及自主生活的機會。

當政府只看見單一身分、單一服務需求,卻未能掌握障礙女性在性別、照顧、暴力與經濟處境中的交織困境,政策就難以提供真正符合個人需求的保障。

有參與名額卻缺乏必要支持,障礙兒少的聲音恐淪為政府績效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提出了一個重要區分:兒童參與不只是參與公共政策,更包含參與自己生活中的決定。
委員關心政府如何確保障礙兒少真正參與教育、健康與日常生活決策,並追問政府是否提供足夠的資訊、表達及決策支持。

衛福部說明,中央與地方已設有兒少參與機制,也透過兒少代表制度、培力活動與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鼓勵兒少參與公共事務。

對於需要較多支持的兒童,政府表示有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表達與參與培力計畫,也有部分中長期方案,並願意在會後提供相關資料。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傍晚NGO會議中,一位就讀國中三年級、使用輪椅的兒少代表,分享了自己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經驗。
這位代表指出,自己因曾接受培力訓練,學會認識權利、整理想法,才比較能在會議中表達意見。但並不是每個障礙兒少都有機會獲得這樣的支持。
如果缺乏事前培力,會議資料又過度艱深,兒少即使有參與名額,也可能不知所措,最後名額只成為政府的一項業績。

兒童權利倡議團體也強調,成人不應理所當然地代替兒童決定,政府必須建立記錄兒童意見、回應其訴求,以及說明未採納理由的機制。

這些發言,正好回應委員的提問:兒童參與的成效,不能只看有多少兒少出席會議,更要看他們是否理解討論、能否表達意見,以及意見是否真正受到重視。

當政府將兒少參與視為制度成果,卻未能同步建立表達支持與意見回應機制,參與就可能只剩下形式上的席次,而不是兒少真正能夠行使的權利。

宣導場次不等於消除歧視,媒體污名與刻板印象仍欠缺有效對策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關心台灣是否有具體策略,改善媒體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心理社會障礙者經常被描繪為危險人物的情況。

衛福部表示,過去意識提升工作確實較重視訓練場次與參與人次,近年則開始納入對障礙者是否遭受不友善對待的調查,希望進一步檢視政策成效。
文化部說明,主要透過媒體業者自律、教育宣導與案例討論,改善報導內容。衛福部也提到精神疾病相關新聞報導原則,以及精神衛生法所規定的申訴機制。

但國際委員指出,針對個別新聞侵權提供申訴,與改善媒體對整個障礙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委員並追問公務人員人權教育訓練的講師與教材,是否真正讓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

政府列舉相關訓練成果,並說明將強化訓練前後評估及障礙者參與教材開發的安排。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一位14歲的燒傷兒少,在傍晚發言時指出,自己希望在學校被自然、平等地對待,不要總被當作需要同情、保護,或是必須展現勵志故事的人。
這位兒少代表也希望媒體能自然呈現不同外貌的人,而不是只有在悲慘或特別勵志的情境下,才讓障礙者成為報導主角。

國際委員進一步詢問學校能如何改善。這位兒少代表回應,老師可以主動、定期關心顏損學生是否遭受不友善對待,了解他們需要哪些支持。

自閉症者權益團體也指出,自閉症者仍經常遭受污名與誤解,甚至在已經持有障礙證明的情況下,使用公共服務時仍受到質疑。

而在人約盟的發言中,也提醒政府:教育訓練不應只是完成場次與時數,還應有品質評估、申訴與改善機制,避免不適當的講授內容反而再製歧視。

值得思考的是,政府列舉了多少受訓人次,或許不能直接回答障礙者最在意的問題:當他們走進教室、職場與公共場所時,是否真的受到平等對待?

如果缺乏對歧視態度與制度實踐的長期觀測,意識提升就容易淪為政府完成宣導活動的績效,而非衡量社會是否真正消除障礙偏見的政策工具。

無障礙治理各自為政,缺乏統合監督與有效申訴讓障礙者持續碰壁

第9條的討論,將第一天審查推向另一項十分具體的制度問題。

國際委員關切與政府回應

國際委員指出,政府已提出多項無障礙改善措施,但民間團體仍反映跨部會目標不明確、地方規範不一致,以及缺乏具體執行時程與有效監督。

衛福部說明,行政院已提出以2028年為期的無障礙議題工作計畫,涵蓋建築與道路、活動場所、交通運輸、產品與資訊系統,以及醫療、金融等領域,並透過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進行協調。

面對委員對制度執行力的追問,政府進一步說明建築物違反無障礙規範的罰則,以及公共網站與APP相關標準。
不過,政府也承認,現行網站無障礙規範並未全面涵蓋私部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規劃優先納入一定規模以上的金融與醫療服務,其他私部門仍待後續推進。

委員接著提出更具體的問題:有些銀行雖然設置無障礙網站,卻只提供功能較少的簡化版本,障礙者無法使用一般使用者可取得的所有服務。這樣的網站,真的能稱為平等無障礙嗎?

政府表示將繼續督導金融業改善。

委員也關心,障礙者是否實質參與無障礙設施的規劃、驗收與檢查,以及政府是否有適當的專業培訓制度,確保法規不只停留在紙面。

NGO回應與現場觀察

傍晚的民間發言,讓這些問題有了更鮮明的生活畫面。

障礙兒少代表指出,公園與廣場常設置阻擋車輛的路柱,卻也讓輪椅使用者難以通行;人行道走到一半,可能突然出現電箱或障礙物,最後只能繞到車道上。

視障者團體指出,無人車站欠缺足夠的引導設施,網站即使設有申訴機制,也未必能讓問題獲得解決。一位代表更表示,曾反映政府網站存在無障礙問題,兩年多後仍未改善。

提供障礙者服務的民間團體則指出,無障礙交通分屬不同部會管理,申訴與救濟制度也相當不足,主張應建立跨部會整合、具有明確目標與期限的無障礙行動計畫。

多個障礙者團體進一步主張,台灣應制定無障礙專法,或建立更完整的專章與統合監督機制,避免各部會只負責自身業務,卻無人能確保障礙者整體的使用經驗。

國際委員追問這些問題時,政府多次以既有法規、檢查程序與教育訓練成果回應;民間團體則從設施使用者的角度指出,通過檢查不一定等於真正可用,完成申訴也不代表問題獲得改善。

這正凸顯目前無障礙治理最重要的制度落差:主管機關分散、規範適用範圍不一致,缺乏能夠統合監督與確保改善的有效機制。

無障礙並不是設計圖上有坡道、網站上有驗證標章,就代表權利已經實現。 當使用者仍然進不去、用不了,或必須另外尋求他人協助時,制度就還有需要被檢視的地方。


第一天審查凸顯制度與生活現實的落差,政府成果清單取代不了權利實現

第一天國際審查的對話,在不同條次之間反覆出現相似的情況。

政府說明法規逐步修正、服務與預算持續增加、各部會已有制度與訓練;委員與民間團體則繼續追問,這些措施是否涵蓋所有需要保障的人、是否具有法律效果、能否真正使用,以及障礙者能否參與決定這些制度如何運作。

值得注意的是,當天下午的政府審查場次結束後,政府還特別就代表團的組成層級進行補充,說明行政院政務委員仍擔任召集人,當日部分首長未能出席主要受到立法院議程影響,政府並不認為此次審查的代表團層級有所降低。

然而,從民間團體的發言可以看出,更深層的關切仍是:當障礙者權利涉及多個部會,誰能真正統合政策、承擔責任,確保措施不會止步於個別部門的業務成果?

主席在開幕時所引用的提醒,因而顯得格外貼切。

如果一個社會長期按照非障礙者的需求設計,那麼要讓障礙者平等參與,就不能只要求他們努力適應原本的環境。

第一天審查讓人看見的,是台灣在推動CRPD過程中,已經逐步累積的制度成果,也讓人看見制度與真實生活之間,仍然存在的距離。

接下來兩天,國際委員還將繼續檢視障礙者的人身自由、司法近用、自立生活、教育、工作及政治參與等權利。

而第一天的對話已經揭示:要真正落實CRPD,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法規、計畫與宣導成果,而是願意從障礙者的生活經驗出發,重新檢視現行制度,讓平等與權利保障真正進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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