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專題#3|〈波蘭人權監察使聲援制訂新公約:「為了我們與你們的老年生活!」〉

【編按】七月份專題|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如同許多國家,波蘭社會也在近年快速老化中。2015年,65歲以上長者已佔全人口比例15.6%,已經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之「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根據估計,這個數字亦將在20年內提升到23.5%,邁入「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然而,根據2014年波蘭主計處調查,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口對於進行日常活動都感到困難,其中更有45%的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尋求幫助。[1] 意識到高齡化很可能是21世紀全人類社會最大的變革挑戰,聯合國在2002年第二屆老年議題世界大會上通過《馬德里國際行動計畫(Political Declaration and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希望各國齊心推動改革,增進老年人的健康與福祉,確保人們在各個生命階段都能夠自立尊嚴地參與社會,追求充分的自我實現。2010年,聯合國設立了「年齡議題開放式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n Ageing, OEWG)」,這個工作小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討論究竟是否需要制訂一部《老年人權利公約》。 包括波蘭在內的不少國家的政府官員認為,老年人的權益早已涵蓋於其他各個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範疇之內,實在沒有必要再多費心力創造與執行一部新的公約。有別於波蘭政府的消極態度,波蘭人權監察使Adam Bodnar決定在2016年發起「為了我們與你們的老年!(For our old age and yours!)」倡議行動,希望號召與動員公民社會一同來關注與聲援這部《老年人權利公約》的制訂進程。 身為確保人民平等待遇的權責機關,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近年有意識地加強對年齡議題的關注,並且在前委員Irena Lipowicz博士的領導下,於2011年增設「老年人議題專家委員會」,致力分析與改善波蘭老年人口的權利享有情況。人權監察使公署指出,社會大眾普遍對於年齡歧視缺乏認識。現行波蘭法律也僅遵照歐盟指令要求,在勞動法令中納入不得年齡歧視的規定,但是卻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波蘭人知道有這樣的條款。 民調亦顯示,四成的波蘭人並不認為到了法定年齡就得退休是一種歧視,像是科學與高等教育部的官員也認為,為了鼓勵世代交替,超過70歲的人無法成為「學位及學術頭銜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Titles)」的成員,這樣的規定並不構成年齡歧視。但是從人權監察使的角度來看,無論一個人的學識能力如何便一律剝奪其資格,當然會對老年人在科學領域充分追求自我發展的機會有所影響。[2] 此外,人權監察使公署也注意到:在2011至2014年期間,被送到居住型老人之家的人數增加了40%--對於24小時都居住在養護之家等照護機構中的老年人、障礙者、慢性病患者而言,他們不僅在父權式的照顧環境下無法自主決定生活步調與型態,也更容易暴露在暴力與不人道對待的風險之中。這與自立生活與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精神、同時也是另一部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所共同追求的核心目標完全背道而馳。波蘭人權監察使認為,這背後的問題根源在於:目前老年人無法在自家社區就近獲得足夠的支持服務(例如老年醫學專業人才及院所設施在波蘭全國的普遍缺乏),使得許多老人非得仰賴照護機構所集中提供的服務,實則無從自由選擇要住在哪裡。即使政府過去也針對老年人口發布幾部政策白皮書,但是絕大多數的施政計畫都未將老年人納入考量;一些確實付諸執行的政策,往往也缺乏部會間的良好協調。除了少數有意願主動籌措經費來開辦服務的地方政府,居住在其他區域的老人便被遺忘在社會的角落,自生自滅。[3] 這些實務經驗讓人權監察使公署日益確信,僅只仰賴《馬德里行動計畫》這樣柔性的宣言文件來敦促各國政府落實老年人權利是不夠的,繼而在2016年發起「為了我們與你們的老年」倡議行動。人權監察使公署認為,必須要有具備拘束力的國際與區域公約,才能提供堅實的工具,讓人權機構與公民社會能更全面性地監測政府在各個領域上消除年齡歧視的努力,以及在完善住宿、健康照護、教育等支持服務近用的進展。同時,公約的存在也有助改變政府的思維,將老年議題視為必須落實的人權義務而非施恩式的社會福利,敦促政府採取積極行動、推動系統性的政策改革,包括投注資源完善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服務體系,達到就連獨居老人也能夠自立生活的目標。[4] 隨著聯合國中的討論逐漸邁入關鍵期,人權監察使公署也更加積極扮演橋樑的角色,促進國際層次與國內社會的觀點對話。2017年年齡議題開放式工作小組年會上,人權監察使公署平等待遇組非常慎重地派出代表Anna Chabiera說明本國經驗,這也是波蘭人權機構第一次在聯合國機制獲得正式發言權。2018年3月,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也與德國人權中心(German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共同合作舉辦了一場工作坊,邀請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共同討論這部《老年人權利公約》應有的內涵。。 雖然波蘭政府至今沒有對於制訂新公約的構想給予正面迴響,波蘭家庭、勞動與社會政策部甚至根本沒有派人準備聯合國小組的相關討論--不過或許至少值得人權監察使欣慰的是,波蘭政府在2018年1月發布了針對老年人口的2030年社會政策,承諾將以「安全、團結、參與」等原則重新框架施政方針。當然,Adam Bodnar也表示他仍將持續敦促政府通過具有拘束力的文件,而且也特別強調:參與公約制定討論過程的意義,並不只在於與他國經驗的相互學習,更是分享本國的實踐成果以影響公約標準的形塑。 當然,若《老年人權利公約》順利通過成為下一部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受惠的也不只是波蘭人民而已。雖然台灣尚無緣成為新公約制訂對話過程的正式參與者之一,但是對於自今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的台灣而言,仍然應當正視此一發展趨勢,加緊準備面對嶄新人口結構的治理挑戰。   【參考資料來源】 參見2017年人權監察使公署參與年齡議題開放式工作小組年會之簡報。 參見2017年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發布之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Area of Equal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i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16,英文摘要版,第50-56頁。 同註一、註二。 同註一。 圖片原始來源: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官網。

七月份專題#2|〈從舊政府的門面到新國家的良心: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小檔案〉下篇

【編按】七月份專題|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在中東歐地區,波蘭是第一個建立人權機構的國家。當長期執政的共產主義政府決定在1987年設置「民權保障委員(Commissioner for Civil Rights Protection)」一職時,關於國家人權機構設置標準的《巴黎原則》甚至尚未問世。當時波蘭統一工人黨眼見反對勢力興起、大勢衰頹,才嘗試透過這樣的立法來挽回消逝的民意。他們沒能想到的是,在第一任民權保障委員Ewa Letowska的積極活躍,以及法律賦予該職位的制度保障下,竟也讓這個角色成為波蘭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推手之一。自從1999年接受國際評鑑以來,波蘭民權保障委員也皆被認證為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 雖然最初名為「民權保障委員」,但是Letowska認為一個依法有權調查公部門是否違反某項法律、或者侵害某項社群生活與社會正義原則的機構,本質上非常類似其他國家的監察機關--事實上,波蘭人權監察使也是國際監察組織(IOI)的成員之一。在學術討論中,這類同時兼具「善治」與「人權」職責的人權監察使(human rights ombudsman),多稱為「混合型」的國家人權機構。因此,就算波蘭民權保障委員後來一度改名為「人權捍衛者(Human Rights Defender)」、直到現在定名為「人權委員(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在許多官方文書與媒體報導中,經常也會以「監察使(Ombudsman; Obywatelskich)」之名來代換指稱。[1] 波蘭共和國憲法第208條宣示:「人權委員應保衛個人與公民在憲法與其他規範性法令中的自由與權利。」歷經蘇聯體制的崩解,1989年波蘭新憲法決定將統一工人黨所創立的民權保障委員制度保留下來,而後甚至進一步在1997年憲法中強化其角色職權,包括賦予其受理個人對公權力申訴的權限。1997年憲法也擴充了人民權利清單的內涵,納入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與環境權,從而也實質上拓展了民權保障委員的守備範圍,使其可以透過人民的申訴而介入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諸如社會安全與福利、賦稅與關稅、個人與財產保險、消費者權利保護、住房等等。舉例來說,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於2016年收到的52,551件案件中,有22.3%與20.9%與刑法及刑事制裁相關,18.7%涉及民法,14.2%涉及行政與商事法,12.4%與勞動法及社會安全領域有關。而人權監察使在2016年所採取的650項一般性干預與特別救濟行動中,也有22%涉及憲法、國際法與歐洲法範疇。 實踐上,歷任的人權監察使都有意識地將國際人權法典中的規範帶進國內法律體系,包括透過釋憲聲請的管道來要求憲法法庭判定憲法與波蘭政府批准公約之規範的相容性,以此敦促政府忠實遵守國際義務。此外,波蘭政府也在2005年批准《禁止酷刑公約》的任擇議定書(OPCAT)後,決定將國家防範機制(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 NPM)的任務交給人權監察使來行使。 2011年,波蘭國會也根據歐盟法下的義務通過相當全面性的反歧視立法(Act of 3rd December, 2010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me regulations of European Union regarding Equal Treatment),人權監察使同時也更加明確地擔負起落實平等待遇的職責,確保所有在波蘭管轄權下的個人與法人不會因為性別、種族、族裔、國籍、宗教、教派、信仰、障礙、年齡或性傾向而受到任何差別待遇。這些發展都讓波蘭人權監察使日漸站穩一個制度上的戰略位置,依法有權採取各式各樣的策略來促進與保護人權,同時也能從接觸與處理越來越廣泛的業務工作中深化自身的人權專業。 在功能權限上,根據波蘭共和國憲法、刑事訴訟法、1987年《監察法》等規定,波蘭人權監察使除了發動調查、做成建議、提倡立修法、聲請釋憲等權限,也能要求行政法院採取程序或受理申訴,以及如同檢察官一樣要求提起/啟動並參與民事訴訟與刑事程序,以及能夠針對最高法院的最終決定提出非常上訴,而且不受時間限制。在組織架構上,人權監察使一職由波蘭眾議院(Sejm)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任期五年,根據憲法原則獨立行事,僅向眾議院負責。為協助執行職務,人權監察使有權自行安排其辦公室的人事與編制,例如可以任命三位副手,也可以調整或設置各式各樣的業務編組與專家委員會來優先進行特定議程。目前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共設有三處地區辦公室,分別在波蘭北部的Gdansk、南部的Katowice與西部Wroclaw,監察使也可以任命區域代表為其行事。 相較由多名成員共同領導的人權委員會模式,如何滿足《巴黎原則》中的多元性要求,向來是許多監察使類型機構的共同挑戰。正如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GANHRI)在一般性意見中指出:「多樣化的決策成員和工作人員組成,有助於國家人權機構對於該社會之人權問題的理解及參與能力,並能促進該機構對所有公民的可近性。」因此監察使這類單人成員制的機構,更應當要從工作人員的聘用上來達到多元化的要求。根據GANHRI在2012年至2017年的審查結果,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也確實加強了不同性別與障礙之工作人員的比例代表性。 最後,在獨立性的保障上,相關立法亦規定:除非滿足法定客觀要件並獲得眾議院的同意,不得任意剝奪人權監察使享有之刑事豁免權與人身自由,或者在任期屆滿之前解除其職位。不過,正如上回提到,自從對人權充滿敵意的法律正義黨(PiS)在2015年上台執政後,不僅砍去人權監察使公署五分之一的預算,因而讓許多重要工作項目因而停擺,甚至還推動修法弱化人權監察使的獨立性保障。從2016年6月開始,法務部長暨檢察總長可以透過發動刑事調查程序,或者是當人權監察使遭到私人控訴時(例如誹謗罪),其豁免權保障便可能遭到免除。問題是,如果任何外界勢力都可以透過提起(或威脅提起)法律訴訟來影響一個國家人權機構,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再期待它能保持對人權議題的批判分析與評論的能力,終而喪失對國家人權機構的信心。當然,豁免權的設計絕對不表示國家人權機構可以不守法律,正如《巴黎原則》的一般性意見所解釋的,而是應當透過明訂的標準程序與適當組成的機構(例如高等法院或議會特別多數)來決定何種情況可以合理剝奪其豁免權。因此,這樣的修法也引起了波蘭律師公會等社會各界的抨擊,擔憂之後的人權監察使會開始自我噤聲。 從共產黨時期舊政府的門面到民主化時代新國家的良心,再到成為保守勢力近日威脅針對的眼中釘,波蘭人權監察使的故事再次提醒我們一同監督與捍衛國家人權機構獨立性的重要性。無論是再怎麼成熟的民主國家,我們仍然永遠無法確定掌權者不會在哪天突然收回人權承諾。這時,存在著《巴黎原則》這樣一套檢視標準與國際評鑑制度壓力,至少能夠隨時提醒我們哪些是能在非常時刻保護國家人權機構抵禦外部壓力的必備防護罩,並且動員跨國公民社會一起對抗政府的壓力。   【註解及資料來源】 為求行文簡潔,本專題以「人權監察使公署」來統稱不同時期的正式名稱。 本篇主要參考文獻:Linda C. Reif,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Rol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Good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13: 1-69;Linda C. Reif, The Ombudsman,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監察院〈國際監察制度綜覽: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介紹;波蘭人權委員2016年年度報告英文版(Summary of the report on the activity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n 2016 with Comments on the Observance of Human and Civil rights and Freedoms)。 圖片原始來源: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網站。

七月份專題#1|〈不畏當權者壓力也要為人民發聲:波蘭人權監察使小檔案〉上篇

【編按】七月份專題|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波蘭透過和平方式進行民主轉型的經驗,向來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人們津津樂道的一段故事。不過自從右翼的法律正義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在2015年年底大選後首度掌權以來,波蘭政府便開始推動許多爭議性改革。法律正義黨不僅試圖要從人事與制度層面系統性地癱瘓憲法法院的運作,也強化警察權力與對媒體的監控、嘗試通過全面性的禁止墮胎法、高舉排外主義反對接納難民政策--種種舉措皆讓波蘭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抗爭衝突與民主危機。 另一方面,波蘭作為中東歐地區第一個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國家,在這樣的空前變局中,這個國家的人權機構選擇如何自處呢?波蘭現任人權監察使(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Rzecznik Praw Obywatelskich)Adam Bodnar恰好在2015年大選前一個月走馬上任,注定了他將比諸位前輩都面臨一條更為多舛的路途。光是他上任的第一年,便已三番兩次遭到右翼保守人士施壓去職的威脅敵意。2016年1月,國會決議砍去人權監察使公署五分之一(250萬歐元)的年度預算。但是這位經由國會任命後獨立行事的人權監察使,仍然按照憲法賦予的使命,盡全力護守人民的權利,並且積極帶領人權監察使公署在各項社會議題上加以表態與介入行動。 舉例而言,Adam Bodnar對於波蘭社會日漸增加的種族仇恨言論以及針對外國人攻擊事件(受害者大多為穆斯林裔移民)的擔憂,促使人權監察使公署呼籲警察總長與波蘭大學校長理事會強化對此類事件的處理。他在2016年4月親自調查一場由波蘭極端右翼組織「全國激進陣營(National Radical Camp, ONR)」在Białystok地區某所大學國際學生宿舍附近所舉行的集會活動,便遭到ONR人士的激烈反彈與不滿,斥責他逾越職權多管閒事。他對於波蘭政府過去參與納粹大屠殺罪行的相關發言,也讓法律正義黨的官員公開呼籲要他辭職。[1] 此外,Bodnar對於性少數族群權益的支持,也讓他在波蘭保守的天主教社會中顯得刺眼。例如,有一名印刷店老闆因為拒絕為某個同志權益團體印製文宣品,結果被法院判決須賠償50歐元,沒想到此時波蘭法務部長Zbigniew Ziobro竟出面質疑這個判決將「設下危險先例」,戕害人民思想與信仰的自由。人權監察使Bodnar於是出面支持法院裁判,強調服務提供者不得基於個人特徵來分類與挑選顧客,就算是私人之間的契約自由也不應該構成歧視性對待。 至於因為介入性別與家庭暴力議題而被部分人士批評為「左派人士用意識形態來攻擊傳統家庭模式」,Bodnar則公開回應:「我在性別議題上所做的事情,只不過是歷任委員都在做的事情,那就是處理問題--這當中沒有意識形態,就只有具體的案件,以及我們嘗試落實的人權而已。」當人權監察使公署注意到,有許多性侵害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報案之後往往要等上三個月才能獲得處理,這已經影響到他們在合理期限內的聽審權與救濟權。那麼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履行刑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國內相關法規以及其批准的《歐洲人權公約》與《消除一切對婦女形式歧視公約》中的人權義務,本來就是其職責所在。事實上,也是因為監察使的敦促,波蘭家庭、勞動與社會政策部也才終於在2017年啟動了24小時的全國婦女求助熱線,為受害人在遭遇立即性危險時提供保護性措施。[2] 最後,針對法律正義黨明目張膽推動干預司法部門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由Adam Bodnar領導的人權監察使公署也絲毫不因掌權者的威勢而退讓,包括直接向憲法法庭控訴其欲推動的修法案根本違反憲法。根據波蘭共和國憲法及《1987年人權監察使法(the Act of 15 July 1987 on 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規定,人權監察使具備提出釋憲聲請的權力;透過向司法部門提交法律意見、影響釋憲結果,向來也都是人權監察使在許多人權議題上的重要行動管道。然而,隨著情勢越趨惡化,不只人民尋求憲法救濟的機會遭受剝奪,人權監察使先前提出的許多釋憲案(諸如有關迫遷、禁止單身婦女從事人工懷孕等法案)也都遭到停擺。波蘭人權監察使在2018年5月也決定撤回有關反恐措施規定的釋憲案,作為對於法律正義黨在2017年透過不合法程序撤換憲法法庭成員的抗議。Bodnar在監察使公署發布的聲明稿中直言:「如果這個案子是由非經正確程序選任的法官所組成的憲法法庭來審理,那麼可能會對波蘭的法律體系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帶來更嚴重的公民權利侵害。」 有些人好奇,由國家所出資設置的人權機構真的能夠獨立於政府嗎?至少從波蘭的經驗當中,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波蘭選舉報(Gazeta Wyborcza)》曾經在2016年年初訪問上任不久的Adam Bodnar,並詢問他是否有考量到正面對抗執政黨所提出的司法改革法案有可能會導致自己去職的下場?當時的他如此回答:「如果一位人權監察使因為擔憂自己的退路而未能介入特定案件,那麼他就不應該擔任那個職位--人民期待人權監察使能保護他們憲法中的每一項人權與自由,不能因為哪一項比較容易或困難就有所選擇。這也是歷任委員依此行事至今、因而與掌權者有所摩擦衝突的原因。」從事後的發展看來,確實仍是如此。這位現任波蘭人權監察使的種種事蹟與努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國家人權機構如何在執政者百般施壓下仍然不願低頭的良好榜樣。   【參考資料來源】 波蘭人權監察使2016年年度報告第86頁;The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 (Liberties) 2016年9月19日報導“Storm Gathers Over the Office of Poland’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Human Rights Watch 2017年10月24日報導“Eroding Checks and Balances: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Under Attack in Poland” 波蘭人權監察使2016年年度報告第61-62頁。 圖片原始來源:The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 (Liberties) 2016年9月19日報導“Storm Gathers Over the Office of Poland’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

六月份專題#5|〈南韓《運動人權準則》:還給學生運動員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

【編按】六月份專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韓國隊在今年世足賽中意外擊敗德國隊,頓時成為國際媒體焦點。不過你可曾想過運動員們的人權處境又是如何?在螢幕上那些追求極限與榮耀的汗水背後,或許是從學生時期進入校隊以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嚴苛訓練與壓迫環境。「為了強化體能與意志力訓練,一定程度的體罰是可以被允許的」--這樣的想法在包括南韓在內的許多國家都仍然存在,也導致人們普遍低估了運動員受到的人權侵害問題。 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在2011年發布的《運動人權準則(Human Rights in Sports Guidelines)》中,將「運動中的暴力」定義為:「在運動相關的環境中,透過使受傷、攻擊、拘禁、誘騙等方式施加生理傷害,或者透過誹謗、羞辱、恐嚇、威脅、強迫或放逐等方式施加心理傷害。」 自從南韓媒體於2008年揭露國內體壇廣泛存在男教練憑藉權勢性侵女選手的醜聞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Korea, NHRCK)更加積極展開行動,與大韓體育會(Korea Sports Council)簽訂《運動員人權協議》,希望透過建立常態性的雙邊合作,加強調查運動員遭到的暴力事件、讓加害者獲得應有懲處,以及從根本推廣尊重人權的健康體育文化。雖然大韓體育會與韓國女子籃球聯賽等組織也分別設有運動員保護委員會與申訴熱線,但實際上幾乎沒有選手願意透過這樣的內部管道尋求協助。因此,人權委員會也特別為運動員設置申訴及諮詢專線,希望能強化自身人權保護傘在體育場域的覆蓋。 2008年底,南韓人權委員會順利完成針對國、高中體育環境的一份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高達八成的學校代表隊學生運動員曾經在訓練中受到來自教練或前輩的言語或肢體暴力,這也讓66.4%的女性受訪者與47.1%的男性受訪者萌生放棄運動的想法。也有58.3%與25.4%的受訪者曾遭到言語或肢體上的性騷擾,且有2%左右的人曾經被提出性要求。不過,由於「體罰」經常會被社會視為是訓練中的必要之惡而合理化,導致學生運動員在遭遇肢體暴力上選擇吞忍的比率高於性暴力,也不得不接受教練在未經事前規劃、未獲得本人同意、也未顧及個人生理狀況差異的情況下所強加的過度訓練內容,或者因為表現不佳、不服從教練指示而在隊上遭到公開羞辱與禁閉懲罰。 這份調查也顯示,高中生運動員每天平均只上2到4小時的課程。由於日常訓練的負擔,以及體育績優就能保送升學的制度誘因,他們大多難以跟上班級教學進度,甚至有一些學生連加減乘除都必須重新學起。教育機會被長期剝奪,等於將他們送上一條除了職業運動之外別無其他選擇的高風險生涯之路。根據韓國運動科學學院調查,有1/3的職業選手在離開運動場後找不到工作。釜山東亞大學張碩俊(Chung Hee-joon)教授也表示,除非是進入家族企業或透過父母關係,運動員在一般職場求職非常困難。現在有越來越多專業運動員是來自富裕家庭,正是因為訓練與相關風險的成本太高。 這也是為何專業選手會視運動生涯的終結為最大恐懼,因此只得隱忍暴力的緣故--這樣的情況往往又在今日的運動員、明日的教練之間被惡性循環複製下去,成為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此外,運動場域中同時也有性別問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發現,男性教練或資深運動員是對女性運動員性騷擾與性暴力的主要加害者,這反映長期由男性主宰的運動場域對於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漠視與無知;許多不必要的肢體接觸更可能以訓練或治療之名為之,結果讓受害者本身也開始混淆與嘗試合理化不舒服的感覺。在專業化、菁英化的職業運動生涯中,運動員長期處於封閉的人際關係中,被要求將教練或隊友視為「家人」對待,更提升了遭到傷害與孤立無援的脆弱性。 因此,在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於2011年發布的《運動人權準則》中,便分別針對如何避免體育中的暴力、性騷擾與性侵害,以及如何保障學生運動員學習權利等三個目標,明確指出政府、學校與體育單位三方所應扮演的角色,提出十分具體的行為準則。這些建議內容又可分為六個方向: (1)建立防範上述問題發生的法律與政策框架;(2)針對運動社群的所有成員進行人權教育與意識提升;(3)體育單位必須訂定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s),闡明教練、運動員、家長應有的權利義務;(4)強化招募教練、志工、隨隊醫療人員時的資格審核程序,並鼓勵女性教練投入運動場;(5)建立申訴與支持機制,包括在個案調查過程與保護措施中納入心理、醫學與法律等外部專業;以及(6)建立監測與評估機制,包括納入地方社群的參與。 或許追本溯源地說,如果在專業運動社群之外的社會大眾都更能瞭解「運動家精神」的話,或許也能間接減輕運動員所面臨的高度壓力與教練的魔鬼訓練文化。例如2016年,南韓人權委員會與鄭智宇導演合作出品的人權電影《快樂第四名(Fourth Place)》,正是希望透過貼近人心的故事來喚醒社會對於學生運動員處境的關注。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相信:「教練的存在不只是教導學生運動技巧而已,而亦須具備鼓勵孩童與青年培養正直人格的能力。」體育學科也不應該用根據競賽成果來評價學生的表現,而應該是以提升學生參與運動的能力及興趣為目標;這當然也與推廣「全民運動」理念相符。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種種努力,都是期待能從根本建立運動社群的人權意義,支持所有有志邁向專業運動中的學生運動員,都能真正自由地在一個安全健康的環境中追求無限大的夢想。   【圖片原始來源】電影《快樂第四名(Fourth Place)》劇照。

六月份專題#4|〈南韓《運動人權憲章》:讓運動場對所有人都真正平等地開放〉

【編按】六月份專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你覺得運動是一種人權嗎?南韓人權委員會(NHRCK)認為,運動不只對我們的身心有益,讓人追求自由、信心與快樂;作為一個共同進行或共通共感的社會經驗,人們也從運動中學習到團隊合作、體諒、尊重等至關重要的民主精神,可以奠定社群團結的基礎。對於平常相對較少機會參與社會與文化生活的群體(例如障礙者與老年人),運動場域也能促進社會交流與融合。

六月份專題#3|〈無「孔」不入的韓國厭女情節:網路科技時代的性別暴力演化〉

【編按】六月份專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2016年5月,一名覺得「所有女人都看不起我」的韓國男子,在首爾江南站附近的KTV隨機鎖定了一名女性,持刀將其殺害。一時之間南韓社會人心惶惶,類似事件其實也已不是第一回發生。在韓國社會中,無論是女性或男性都背負著沉重的刻板性別角色壓力,像這樣因無法躋身所謂「人生勝利組」的男子,將其不滿與憤恨轉移為對不特定女性的暴力,反映的是整個社會長期以來根深柢固的父權文化與厭女情節,以及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六月份專題#2|〈從個案申訴加速正義實現: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小檔案〉下篇

【編按】六月份專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司法機構的調查是為了懲罰加害者,人權機構的調查是為了補償受害者。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如此解釋兩者間的差異:「檢調機關所進行的調查,目的是要確認嫌疑犯是否罪證確鑿,從而接受其應有的懲罰。如何為受害者提供救濟措施,並不是檢調機關調查的首要目的。至於人權委員會所進行的調查,有時候確實有助於讓被告繩之以法,但其最終目的乃是在於透過促成雙方和解或其他法律制度允許的適當手段,讓受害者能夠恢復受損的權利與獲得賠償。」 比起曠日廢時且所費不貲的法律訴訟途徑,向人權委員會提出諮詢或申訴並不需要任何的費用。作為人民權利的捍衛者,這些具備準司法權的國家人權機構,能夠提供我們一條更為快速、便宜與容易親近使用的權利救濟管道。《國家人權機構週報》六月份專題,一起來瞭解擁有受理個人申訴此一「準司法權(quasi-judicial competence )」的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究竟如何運作。

六月份專題#1|〈說理與動情的柔軟力量: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小檔案〉中篇

【編按】六月份專題|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即使在一些民主法治相對進步的社會中,偶爾還是會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都已經有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了,為什麼還需要關注國際上的人權標準發展呢?」其實,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法律體系中的權利清單,「人權」的內涵固然都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爭辯不斷擴充,當代社會對於早先立下的法律規範也可以有新興前衛的詮釋。不過,當一個國家決定簽署人權公約時,就像是走進了名為國際社會的課堂,能夠與背景更為多元的同儕一起參與「何謂人權」這場大辯論。來自全球的經驗案例與觀點,往往可以加速國內公民社會對於人性尊嚴與權利的反思與倡議,不至於受到國內法律框架的某些盲點或缺失所侷限。這時候,以「銜接國際人權規範與在地人權實踐」為己任的國家人權機構,就是推動該國社會思辯、加速制度改革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