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專題#4|〈波蘭人權機構:政府應依《伊斯坦堡議定書》落實防範酷刑義務〉

【編按】七月份專題|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有人說:想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就看它如何對待犯罪的人民。自從國際社會在慘忍的世界大戰後終於肯認「禁止酷刑」是無論如何都必須遵從的絕對法,並且陸續發展出國際與區域層次的監督機制以來,專家們逐漸從實務經驗中發現:經常性而無預警的訪視那些人們被監禁的地方,是最能夠有效防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性之懲罰對待發生的方法之一。為此,聯合國在2002年通過《禁止酷刑公約任擇議定書(OPCAT)》,進一步要求締約國在國家層級設立、指定或維持一個或多個查訪機構(visiting bodies)──這就是所謂的「國家防範機制(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 NPMs)」。 國家防範機制最重要的職權任務,正是針對人們遭到剝奪自由之地點進行查訪。根據議定書規定,當一個人受到任何形式的拘留(detention)或監禁(imprisonment),或者處於公共或私人拘禁環境(custodial setting),且因司法、行政或其他公權力機關的命令而無法隨意離開該地者,皆屬於「自由遭受剝奪」的狀態。雖然許多國家也允許國際與區域層次的監督機構來到國內進行查訪──例如聯合國「防範酷刑小組委員會(SPT)」以及歐洲「防範酷刑委員會(CPT)」──不過若國家也能夠在內部設立一個專責的防範機制,勢必能夠更全面發揮功效。 在當前164個《禁止酷刑公約》的締約國中,僅有一半的國家批准了《任擇議定書》,而至今也只有60多個國家確實依此建立起國家防範機制,波蘭正是其中之一。儘管資源人力非常有限,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在2008年開始承擔這個新的重要任務,並且設置防範酷刑機制小組以後,即盡其所能地診斷現行法規制度中的盲點,以及彙整與轉譯國際社會發展出的標準、判例與實踐,持續呼籲國家強化追查酷刑與確保受害者獲得救濟的能力。波蘭人權監察使的其中一個重要訴求,即是要求政府應依據1999年《伊斯坦堡議定書(Istanbul Protocol)》的指示,對於所有受到警方拘留的個人,都必須先進行醫學檢查程序。 正如歐洲人權法院在Dzwonkowski v. Poland案的判決中明白指出:「一個人在受到警方拘留之後,其狀況不得比拘留之前還要更糟。如果一個人在離開警局之時出現了先前沒有的身體傷害,那麼國家就有義務解釋這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造成的。」然而,在先前好幾個酷刑相關的控訴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都對於波蘭政府提出的薄弱說明解釋感到不甚滿意,因此也更加傾向肯認受害者的證詞。 然而,在法庭面前,真相畢竟無法僅由一方片面之詞斷定。因此,為了讓受害者身上多半隱晦的受虐痕跡能夠成為法庭上指控加害者的確切證據,20年前的一群醫生、律師、心理學家共同撰寫了《酷刑與其它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有效調查與記錄手冊》,詳述如何辨識與記錄酷刑或其他虐待特徵的準則與程序,提供給醫護與鑑識人員參考。這份通稱為《伊斯坦堡議定書》的文件,後來也經由聯合國大會決議認可通過,成為最具權威性的一部指引。 2012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委員會發布之第3號《一般性意見》中,更明白指出《伊斯坦堡議定書》的重要性,並要求國家在案件調查的標準化措施中,必須納入讓獨立的法醫對受害者進行身體與心理檢查的程序。國家是否有能力迅速、有效、公正地檢驗任何有關酷刑或不人道對待情事的指控,乃是確保受害者能夠獲得適當補償、並且嚇阻未來犯行的關鍵。 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在這號《一般性意見》發布之時,也多次向內政部建議應根據《伊斯坦堡議定書》發展一套標準化的措施,一律適用於公職人員與所有疑似遭受酷刑或不當對待之受害者的往來互動,並且培訓其處理與調查這類案件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然而,波蘭內政部的回覆卻是:目前警方培訓課程中早已包括人權保障的介紹,而且為受拘留者所提供的醫學檢查制度也已足夠,實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將《伊斯坦堡議定書》直接照搬來使用。警方則表示,《伊斯坦堡議定書》的內容僅是一般性的說明介紹,僅能作為警方執法時的參考而已。 面對政府這樣令人氣餒的態度,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防範酷刑小組仍不厭其煩地蒐羅資訊,再三指出現行規定(即2012年通過的Regulation of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of 13 September 2012 on medical examinations of persons detained by the police)的不足之處。例如,內政部認為只要針對身上有明顯傷痕、或者是主動提出要求的人進行醫學檢查,便已足夠達到防範酷刑的效果,但是若我們分析2008年至2015年間國內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事實,仍會發現警方執法的漏洞與疏失。有許多受害者被警察毆打的部位皆是被衣物遮蓋住之處,也有人的情況是即使身上存在肉眼可見、甚至明確提出請醫生來檢查的要求,卻仍被基層警方忽視拒絕,直到隔天情況更加惡化後才被上級官員指示處理。 雖然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每年皆發布防範酷刑的成果報告,但是人力資源的不足始終是這個國家機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2015年右翼政府上台大砍人權機構預算之後,前景似乎更黯淡未明。實際上,在波蘭境內符合《禁止酷刑公約任擇議定書》第4條定義下之「拘禁地點」約有2600處,這對於僅有10名專職人員的防範酷刑小組乃是極大的重擔,他們甚至無法達成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員建議國家防範機制至少應每五年完成一次全面性查訪之最低標準。 然而,透過對於法規實踐的系統性針砭以及具體個案的意見介入,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仍然自我期許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讓這個社會中最遠離文明的角落不至於被世人遺忘,同時持續要求政府根據國際標準落實防範酷刑的義務,尤其是透過詳實科學的醫學檢驗與證據記錄,才能讓過往的加害者無所遁形,並杜絕下一個潛在受害者的出現。 【註解】 本篇參考資料: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2017年發布之《Report of the Polis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Mechanism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in 2016》報告。 圖片原始來源: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官網。

七月份專題#3|〈波蘭人權監察使聲援制訂新公約:「為了我們與你們的老年生活!」〉

【編按】七月份專題|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如同許多國家,波蘭社會也在近年快速老化中。2015年,65歲以上長者已佔全人口比例15.6%,已經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之「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根據估計,這個數字亦將在20年內提升到23.5%,邁入「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然而,根據2014年波蘭主計處調查,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口對於進行日常活動都感到困難,其中更有45%的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尋求幫助。[1] 意識到高齡化很可能是21世紀全人類社會最大的變革挑戰,聯合國在2002年第二屆老年議題世界大會上通過《馬德里國際行動計畫(Political Declaration and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希望各國齊心推動改革,增進老年人的健康與福祉,確保人們在各個生命階段都能夠自立尊嚴地參與社會,追求充分的自我實現。2010年,聯合國設立了「年齡議題開放式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n Ageing, OEWG)」,這個工作小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討論究竟是否需要制訂一部《老年人權利公約》。 包括波蘭在內的不少國家的政府官員認為,老年人的權益早已涵蓋於其他各個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範疇之內,實在沒有必要再多費心力創造與執行一部新的公約。有別於波蘭政府的消極態度,波蘭人權監察使Adam Bodnar決定在2016年發起「為了我們與你們的老年!(For our old age and yours!)」倡議行動,希望號召與動員公民社會一同來關注與聲援這部《老年人權利公約》的制訂進程。 身為確保人民平等待遇的權責機關,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近年有意識地加強對年齡議題的關注,並且在前委員Irena Lipowicz博士的領導下,於2011年增設「老年人議題專家委員會」,致力分析與改善波蘭老年人口的權利享有情況。人權監察使公署指出,社會大眾普遍對於年齡歧視缺乏認識。現行波蘭法律也僅遵照歐盟指令要求,在勞動法令中納入不得年齡歧視的規定,但是卻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波蘭人知道有這樣的條款。 民調亦顯示,四成的波蘭人並不認為到了法定年齡就得退休是一種歧視,像是科學與高等教育部的官員也認為,為了鼓勵世代交替,超過70歲的人無法成為「學位及學術頭銜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Titles)」的成員,這樣的規定並不構成年齡歧視。但是從人權監察使的角度來看,無論一個人的學識能力如何便一律剝奪其資格,當然會對老年人在科學領域充分追求自我發展的機會有所影響。[2] 此外,人權監察使公署也注意到:在2011至2014年期間,被送到居住型老人之家的人數增加了40%--對於24小時都居住在養護之家等照護機構中的老年人、障礙者、慢性病患者而言,他們不僅在父權式的照顧環境下無法自主決定生活步調與型態,也更容易暴露在暴力與不人道對待的風險之中。這與自立生活與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精神、同時也是另一部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所共同追求的核心目標完全背道而馳。波蘭人權監察使認為,這背後的問題根源在於:目前老年人無法在自家社區就近獲得足夠的支持服務(例如老年醫學專業人才及院所設施在波蘭全國的普遍缺乏),使得許多老人非得仰賴照護機構所集中提供的服務,實則無從自由選擇要住在哪裡。即使政府過去也針對老年人口發布幾部政策白皮書,但是絕大多數的施政計畫都未將老年人納入考量;一些確實付諸執行的政策,往往也缺乏部會間的良好協調。除了少數有意願主動籌措經費來開辦服務的地方政府,居住在其他區域的老人便被遺忘在社會的角落,自生自滅。[3] 這些實務經驗讓人權監察使公署日益確信,僅只仰賴《馬德里行動計畫》這樣柔性的宣言文件來敦促各國政府落實老年人權利是不夠的,繼而在2016年發起「為了我們與你們的老年」倡議行動。人權監察使公署認為,必須要有具備拘束力的國際與區域公約,才能提供堅實的工具,讓人權機構與公民社會能更全面性地監測政府在各個領域上消除年齡歧視的努力,以及在完善住宿、健康照護、教育等支持服務近用的進展。同時,公約的存在也有助改變政府的思維,將老年議題視為必須落實的人權義務而非施恩式的社會福利,敦促政府採取積極行動、推動系統性的政策改革,包括投注資源完善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服務體系,達到就連獨居老人也能夠自立生活的目標。[4] 隨著聯合國中的討論逐漸邁入關鍵期,人權監察使公署也更加積極扮演橋樑的角色,促進國際層次與國內社會的觀點對話。2017年年齡議題開放式工作小組年會上,人權監察使公署平等待遇組非常慎重地派出代表Anna Chabiera說明本國經驗,這也是波蘭人權機構第一次在聯合國機制獲得正式發言權。2018年3月,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也與德國人權中心(German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共同合作舉辦了一場工作坊,邀請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共同討論這部《老年人權利公約》應有的內涵。。 雖然波蘭政府至今沒有對於制訂新公約的構想給予正面迴響,波蘭家庭、勞動與社會政策部甚至根本沒有派人準備聯合國小組的相關討論--不過或許至少值得人權監察使欣慰的是,波蘭政府在2018年1月發布了針對老年人口的2030年社會政策,承諾將以「安全、團結、參與」等原則重新框架施政方針。當然,Adam Bodnar也表示他仍將持續敦促政府通過具有拘束力的文件,而且也特別強調:參與公約制定討論過程的意義,並不只在於與他國經驗的相互學習,更是分享本國的實踐成果以影響公約標準的形塑。 當然,若《老年人權利公約》順利通過成為下一部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受惠的也不只是波蘭人民而已。雖然台灣尚無緣成為新公約制訂對話過程的正式參與者之一,但是對於自今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的台灣而言,仍然應當正視此一發展趨勢,加緊準備面對嶄新人口結構的治理挑戰。   【參考資料來源】 參見2017年人權監察使公署參與年齡議題開放式工作小組年會之簡報。 參見2017年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發布之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Area of Equal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i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16,英文摘要版,第50-56頁。 同註一、註二。 同註一。 圖片原始來源: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官網。

七月份專題#2|〈從舊政府的門面到新國家的良心: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小檔案〉下篇

【編按】七月份專題|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在中東歐地區,波蘭是第一個建立人權機構的國家。當長期執政的共產主義政府決定在1987年設置「民權保障委員(Commissioner for Civil Rights Protection)」一職時,關於國家人權機構設置標準的《巴黎原則》甚至尚未問世。當時波蘭統一工人黨眼見反對勢力興起、大勢衰頹,才嘗試透過這樣的立法來挽回消逝的民意。他們沒能想到的是,在第一任民權保障委員Ewa Letowska的積極活躍,以及法律賦予該職位的制度保障下,竟也讓這個角色成為波蘭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推手之一。自從1999年接受國際評鑑以來,波蘭民權保障委員也皆被認證為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 雖然最初名為「民權保障委員」,但是Letowska認為一個依法有權調查公部門是否違反某項法律、或者侵害某項社群生活與社會正義原則的機構,本質上非常類似其他國家的監察機關--事實上,波蘭人權監察使也是國際監察組織(IOI)的成員之一。在學術討論中,這類同時兼具「善治」與「人權」職責的人權監察使(human rights ombudsman),多稱為「混合型」的國家人權機構。因此,就算波蘭民權保障委員後來一度改名為「人權捍衛者(Human Rights Defender)」、直到現在定名為「人權委員(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在許多官方文書與媒體報導中,經常也會以「監察使(Ombudsman; Obywatelskich)」之名來代換指稱。[1] 波蘭共和國憲法第208條宣示:「人權委員應保衛個人與公民在憲法與其他規範性法令中的自由與權利。」歷經蘇聯體制的崩解,1989年波蘭新憲法決定將統一工人黨所創立的民權保障委員制度保留下來,而後甚至進一步在1997年憲法中強化其角色職權,包括賦予其受理個人對公權力申訴的權限。1997年憲法也擴充了人民權利清單的內涵,納入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與環境權,從而也實質上拓展了民權保障委員的守備範圍,使其可以透過人民的申訴而介入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諸如社會安全與福利、賦稅與關稅、個人與財產保險、消費者權利保護、住房等等。舉例來說,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於2016年收到的52,551件案件中,有22.3%與20.9%與刑法及刑事制裁相關,18.7%涉及民法,14.2%涉及行政與商事法,12.4%與勞動法及社會安全領域有關。而人權監察使在2016年所採取的650項一般性干預與特別救濟行動中,也有22%涉及憲法、國際法與歐洲法範疇。 實踐上,歷任的人權監察使都有意識地將國際人權法典中的規範帶進國內法律體系,包括透過釋憲聲請的管道來要求憲法法庭判定憲法與波蘭政府批准公約之規範的相容性,以此敦促政府忠實遵守國際義務。此外,波蘭政府也在2005年批准《禁止酷刑公約》的任擇議定書(OPCAT)後,決定將國家防範機制(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 NPM)的任務交給人權監察使來行使。 2011年,波蘭國會也根據歐盟法下的義務通過相當全面性的反歧視立法(Act of 3rd December, 2010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me regulations of European Union regarding Equal Treatment),人權監察使同時也更加明確地擔負起落實平等待遇的職責,確保所有在波蘭管轄權下的個人與法人不會因為性別、種族、族裔、國籍、宗教、教派、信仰、障礙、年齡或性傾向而受到任何差別待遇。這些發展都讓波蘭人權監察使日漸站穩一個制度上的戰略位置,依法有權採取各式各樣的策略來促進與保護人權,同時也能從接觸與處理越來越廣泛的業務工作中深化自身的人權專業。 在功能權限上,根據波蘭共和國憲法、刑事訴訟法、1987年《監察法》等規定,波蘭人權監察使除了發動調查、做成建議、提倡立修法、聲請釋憲等權限,也能要求行政法院採取程序或受理申訴,以及如同檢察官一樣要求提起/啟動並參與民事訴訟與刑事程序,以及能夠針對最高法院的最終決定提出非常上訴,而且不受時間限制。在組織架構上,人權監察使一職由波蘭眾議院(Sejm)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任期五年,根據憲法原則獨立行事,僅向眾議院負責。為協助執行職務,人權監察使有權自行安排其辦公室的人事與編制,例如可以任命三位副手,也可以調整或設置各式各樣的業務編組與專家委員會來優先進行特定議程。目前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共設有三處地區辦公室,分別在波蘭北部的Gdansk、南部的Katowice與西部Wroclaw,監察使也可以任命區域代表為其行事。 相較由多名成員共同領導的人權委員會模式,如何滿足《巴黎原則》中的多元性要求,向來是許多監察使類型機構的共同挑戰。正如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GANHRI)在一般性意見中指出:「多樣化的決策成員和工作人員組成,有助於國家人權機構對於該社會之人權問題的理解及參與能力,並能促進該機構對所有公民的可近性。」因此監察使這類單人成員制的機構,更應當要從工作人員的聘用上來達到多元化的要求。根據GANHRI在2012年至2017年的審查結果,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也確實加強了不同性別與障礙之工作人員的比例代表性。 最後,在獨立性的保障上,相關立法亦規定:除非滿足法定客觀要件並獲得眾議院的同意,不得任意剝奪人權監察使享有之刑事豁免權與人身自由,或者在任期屆滿之前解除其職位。不過,正如上回提到,自從對人權充滿敵意的法律正義黨(PiS)在2015年上台執政後,不僅砍去人權監察使公署五分之一的預算,因而讓許多重要工作項目因而停擺,甚至還推動修法弱化人權監察使的獨立性保障。從2016年6月開始,法務部長暨檢察總長可以透過發動刑事調查程序,或者是當人權監察使遭到私人控訴時(例如誹謗罪),其豁免權保障便可能遭到免除。問題是,如果任何外界勢力都可以透過提起(或威脅提起)法律訴訟來影響一個國家人權機構,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再期待它能保持對人權議題的批判分析與評論的能力,終而喪失對國家人權機構的信心。當然,豁免權的設計絕對不表示國家人權機構可以不守法律,正如《巴黎原則》的一般性意見所解釋的,而是應當透過明訂的標準程序與適當組成的機構(例如高等法院或議會特別多數)來決定何種情況可以合理剝奪其豁免權。因此,這樣的修法也引起了波蘭律師公會等社會各界的抨擊,擔憂之後的人權監察使會開始自我噤聲。 從共產黨時期舊政府的門面到民主化時代新國家的良心,再到成為保守勢力近日威脅針對的眼中釘,波蘭人權監察使的故事再次提醒我們一同監督與捍衛國家人權機構獨立性的重要性。無論是再怎麼成熟的民主國家,我們仍然永遠無法確定掌權者不會在哪天突然收回人權承諾。這時,存在著《巴黎原則》這樣一套檢視標準與國際評鑑制度壓力,至少能夠隨時提醒我們哪些是能在非常時刻保護國家人權機構抵禦外部壓力的必備防護罩,並且動員跨國公民社會一起對抗政府的壓力。   【註解及資料來源】 為求行文簡潔,本專題以「人權監察使公署」來統稱不同時期的正式名稱。 本篇主要參考文獻:Linda C. Reif,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Rol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Good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13: 1-69;Linda C. Reif, The Ombudsman,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監察院〈國際監察制度綜覽: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介紹;波蘭人權委員2016年年度報告英文版(Summary of the report on the activity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n 2016 with Comments on the Observance of Human and Civil rights and Freedoms)。 圖片原始來源: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網站。

七月份專題#1|〈不畏當權者壓力也要為人民發聲:波蘭人權監察使小檔案〉上篇

【編按】七月份專題|波蘭人權監察使公署|波蘭透過和平方式進行民主轉型的經驗,向來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人們津津樂道的一段故事。不過自從右翼的法律正義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在2015年年底大選後首度掌權以來,波蘭政府便開始推動許多爭議性改革。法律正義黨不僅試圖要從人事與制度層面系統性地癱瘓憲法法院的運作,也強化警察權力與對媒體的監控、嘗試通過全面性的禁止墮胎法、高舉排外主義反對接納難民政策--種種舉措皆讓波蘭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抗爭衝突與民主危機。 另一方面,波蘭作為中東歐地區第一個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國家,在這樣的空前變局中,這個國家的人權機構選擇如何自處呢?波蘭現任人權監察使(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Rzecznik Praw Obywatelskich)Adam Bodnar恰好在2015年大選前一個月走馬上任,注定了他將比諸位前輩都面臨一條更為多舛的路途。光是他上任的第一年,便已三番兩次遭到右翼保守人士施壓去職的威脅敵意。2016年1月,國會決議砍去人權監察使公署五分之一(250萬歐元)的年度預算。但是這位經由國會任命後獨立行事的人權監察使,仍然按照憲法賦予的使命,盡全力護守人民的權利,並且積極帶領人權監察使公署在各項社會議題上加以表態與介入行動。 舉例而言,Adam Bodnar對於波蘭社會日漸增加的種族仇恨言論以及針對外國人攻擊事件(受害者大多為穆斯林裔移民)的擔憂,促使人權監察使公署呼籲警察總長與波蘭大學校長理事會強化對此類事件的處理。他在2016年4月親自調查一場由波蘭極端右翼組織「全國激進陣營(National Radical Camp, ONR)」在Białystok地區某所大學國際學生宿舍附近所舉行的集會活動,便遭到ONR人士的激烈反彈與不滿,斥責他逾越職權多管閒事。他對於波蘭政府過去參與納粹大屠殺罪行的相關發言,也讓法律正義黨的官員公開呼籲要他辭職。[1] 此外,Bodnar對於性少數族群權益的支持,也讓他在波蘭保守的天主教社會中顯得刺眼。例如,有一名印刷店老闆因為拒絕為某個同志權益團體印製文宣品,結果被法院判決須賠償50歐元,沒想到此時波蘭法務部長Zbigniew Ziobro竟出面質疑這個判決將「設下危險先例」,戕害人民思想與信仰的自由。人權監察使Bodnar於是出面支持法院裁判,強調服務提供者不得基於個人特徵來分類與挑選顧客,就算是私人之間的契約自由也不應該構成歧視性對待。 至於因為介入性別與家庭暴力議題而被部分人士批評為「左派人士用意識形態來攻擊傳統家庭模式」,Bodnar則公開回應:「我在性別議題上所做的事情,只不過是歷任委員都在做的事情,那就是處理問題--這當中沒有意識形態,就只有具體的案件,以及我們嘗試落實的人權而已。」當人權監察使公署注意到,有許多性侵害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報案之後往往要等上三個月才能獲得處理,這已經影響到他們在合理期限內的聽審權與救濟權。那麼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履行刑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國內相關法規以及其批准的《歐洲人權公約》與《消除一切對婦女形式歧視公約》中的人權義務,本來就是其職責所在。事實上,也是因為監察使的敦促,波蘭家庭、勞動與社會政策部也才終於在2017年啟動了24小時的全國婦女求助熱線,為受害人在遭遇立即性危險時提供保護性措施。[2] 最後,針對法律正義黨明目張膽推動干預司法部門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由Adam Bodnar領導的人權監察使公署也絲毫不因掌權者的威勢而退讓,包括直接向憲法法庭控訴其欲推動的修法案根本違反憲法。根據波蘭共和國憲法及《1987年人權監察使法(the Act of 15 July 1987 on th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規定,人權監察使具備提出釋憲聲請的權力;透過向司法部門提交法律意見、影響釋憲結果,向來也都是人權監察使在許多人權議題上的重要行動管道。然而,隨著情勢越趨惡化,不只人民尋求憲法救濟的機會遭受剝奪,人權監察使先前提出的許多釋憲案(諸如有關迫遷、禁止單身婦女從事人工懷孕等法案)也都遭到停擺。波蘭人權監察使在2018年5月也決定撤回有關反恐措施規定的釋憲案,作為對於法律正義黨在2017年透過不合法程序撤換憲法法庭成員的抗議。Bodnar在監察使公署發布的聲明稿中直言:「如果這個案子是由非經正確程序選任的法官所組成的憲法法庭來審理,那麼可能會對波蘭的法律體系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帶來更嚴重的公民權利侵害。」 有些人好奇,由國家所出資設置的人權機構真的能夠獨立於政府嗎?至少從波蘭的經驗當中,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波蘭選舉報(Gazeta Wyborcza)》曾經在2016年年初訪問上任不久的Adam Bodnar,並詢問他是否有考量到正面對抗執政黨所提出的司法改革法案有可能會導致自己去職的下場?當時的他如此回答:「如果一位人權監察使因為擔憂自己的退路而未能介入特定案件,那麼他就不應該擔任那個職位--人民期待人權監察使能保護他們憲法中的每一項人權與自由,不能因為哪一項比較容易或困難就有所選擇。這也是歷任委員依此行事至今、因而與掌權者有所摩擦衝突的原因。」從事後的發展看來,確實仍是如此。這位現任波蘭人權監察使的種種事蹟與努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國家人權機構如何在執政者百般施壓下仍然不願低頭的良好榜樣。   【參考資料來源】 波蘭人權監察使2016年年度報告第86頁;The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 (Liberties) 2016年9月19日報導“Storm Gathers Over the Office of Poland’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Human Rights Watch 2017年10月24日報導“Eroding Checks and Balances: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Under Attack in Poland” 波蘭人權監察使2016年年度報告第61-62頁。 圖片原始來源:The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 (Liberties) 2016年9月19日報導“Storm Gathers Over the Office of Poland’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