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言稿】2018年障礙者需要性大遊行:「障礙者不只需要性」

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首先我要恭喜大家,毫髮無傷、順利平安來到最後一站(監察院)進行訴求。在號稱美麗之島人之島的台灣,對大部分的障礙者來說,每天順利出門、平安回家,用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林君潔的話來說,都像是一場國際巨星級的特技表演。容我先用幾個例子開場:

三個星期前,有機會為中高階公務人員做人權培訓,一個討論重點是,如何促進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參與社會。討論過程中,一個主管對我說:你好像一位宗教家,你說的這些人權原則像是烏托邦理想國。從國家財政有限的角度,把資源放在促進障礙者的就業、就學,其實是浪費與資源錯置,因為這些人就算可能有任何貢獻,貢獻也可能非常小,非常容易被取代。與其做這些,不如投注資源在自動化。他接著說,當然,如果我們認為人性尊嚴很重要,那就另當別論。

幾個月前,我也參加了一場焦點座談,主題與障礙者的支持服務有關,包括個人支持項目的內容由誰決定、如何決定,可不可以發現金讓障礙者自己來購買服務。與談者們可說一面倒反對現金給付,但主要理由不是因為現金給付可能會使服務商品化,品質下降。而是因為:現金會被爸爸媽媽拿去用;障礙者沒有能力管理金錢,會被騙走,還有,障礙者不見得知道自己需要的服務有哪些,由專業者來評估比較對。

這幾個案例看似跟今天「障礙者需要性」的訴求無關,但正是隱藏在這些例子背後的歧視與刻板印象,以及對於讓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的國家義務想像過於消極、貧乏,導致身心障礙者不要說是性,根本在生活與生命發展各個階段、各個面向遭受壓迫,包括政府和照顧者經常以愛、關懷、以最佳利益之名取代身心障礙者的自我決定。

回到今天的主題,雖然性權,包括擁有愉悅、活躍的性行為、擁有最高水準的性與生殖健康權利已經被國際人權法所保障,但當前的法律還沒有發展到可以直接導出國家有為人民保障性生活的義務。但是國內法本來就可以、也應該比國際法更進步。我認為,此種義務包括:

  1. 首先,國家和社會必須肯認性生活的重要性,並承認性服務之正當與必要;
  2. 政府應該以法律和政策,促進針對身心障礙者的性服務之提供;
  3. 政府應該保障接受性服務和提供性服務者雙方之權利。一些國家也都有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服務計畫。我們支持探索這樣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服務提供不能造成對另一個群體的壓迫。同時,這樣的服務仍必須立基於真正合意的前提。

除了性自主權,台灣還有許多和性與生殖有關的障礙人權侵害事例:身心障礙者,包括男性障礙者在內,遭受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的比例遠高於非身心障礙者。以2015年通報資料來看,障礙男性粗受暴率是非障礙男性的三倍(.202% vs. .067%)。女生不管障礙或非障礙都是會被打,所以障礙女性 : 非障礙女性大概2:1 (.796% : .371%)。性侵通報部分:障礙男性遭侵害率是非障礙男性的4倍(.027% vs. .007%)。障礙女性 : 非障礙大概 = 4.5 : 1 (.176% : .039%)。

障礙女性比起障礙男性以及非障礙者女性也更容易面臨與性以及生育有關的種種不便、歧視與傷害:沒有無障礙的醫療環境與醫療設備、沒有符合障礙多元性的相關資訊;比起障礙男性,障礙女性更容易被認為不應該懷孕、生育。障礙女性,特別是生活在機構中的女性,除了性暴力外,更容易面臨被切除子宮、卵巢、強迫絕育、強制治療的危險。

每一個人,都是既相同但也都不一樣。我們對尊嚴、自由與人權的渴望與享有是一樣的,但要實踐落實以達到實質平等,所需的資源與手段很不一樣。今天我們在這裡爭取的,對一般人而言似乎是純粹私領域的事,但是我們卻必須指出,對障礙者而言,這是一個有待大家一起來探討和發展的,公私之間的跨界地帶。希望社會各界能嚴肅面對,大家繼續一起努力!

Photo credit: 政大王增勇老師
左起:障女連周倩如理事長、活泉之家廖福源主任、人約盟黃怡碧、政大社工所 王增勇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