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D星期天|人約盟說書:第13回】意識提升篇

💡行為來自語言、語言來自思想:意識提昇的重要性

柴契爾夫人曾說:「思想會化成語言,語言會化成行動,行動會變成習慣,習慣會變成個性,而個性會決定命運」。這句話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思考,會決定他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反過來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也都反映了我們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如果一個社會對於特定族群的人們普遍抱持著偏頗的認知,自然而然也容易產生歧視性的態度與對待。身心障礙者,正是其中一群特別容易因為社會上的歧視態度而加深其不利境地的人們。


我們至今仍經常聽到「殘障」、「殘廢」或「低能」等稱呼,許多新聞報導或者歌頌「殘而不廢」、「生命鬥士」的少數優秀人物,或者以悲劇色彩渲染身心障礙者及其照顧者(通常是家人)有多麼辛苦或可憐,試圖喚起觀者的同情與慈愛,又或者在眾所矚目的社會事件中輕易為他們貼上「異常」或「危險」的標籤。無論這些呈現的形象是負面或者正面,他們背後反映的其實都是相同的心態:都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特殊」的、不同於主流社會的一群人。

讓《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避之唯恐不及的,正是這個所謂的「特殊性」。特殊並非某種褒獎,反而可能造成邊緣與分化。僅只以片面形象去為一整個族群定調,忽略了個別的每一位身心障礙者其實與任何人一樣,擁有自己的困境、成就與故事。然而,大眾媒體卻長期使用這些汙名的語彙與偏頗的描繪,加深了社會大眾對於障礙者的歧視態度。

面對這樣的困境,CRPD認為,我們必須透過全面性的「意識提升」措施來消弭與改善歧視性的社會態度。因此公約第8條要求各國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達成下列三項重要義務:(1) 提高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層次)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促進對身心障礙者權利和尊嚴的尊重。(2) 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消除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成見、偏見和有害做法,包括那些基於性別與年齡者。(3) 提高對身心障礙者之能力與貢獻的認識。

接著,CRPD第8條也為政府點出了四大策略方針,亦即:公眾宣傳運動、各級學校教育、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專門的培訓方案。從這裡可以看出,意識提升的目的不只是要讓非障礙者能以人權模式看待障礙者,身心障礙者也必須瞭解自己本應享有的尊嚴與權利。因此,在作法上,意識提升並不只是就廣泛大眾進行廣泛性的宣導就好,也需要思考如何針對身心障礙者本人、家庭成員,以及身心障礙者在他們生活中將會打交道的各種「專業人員」(例如教師、雇主、醫生、社工、公職人員等等),加強進行相應的宣導、教育與培訓。(❓溫故知新之第3回「什麼是障礙?誰是障礙者?」

正因如此,有學者指出,全面性的意識提昇政策,可以從個人組織政府這三個「施力」層面來進行細緻討論。在個人層次上,必須促進身心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之間的社會接觸,並且鼓勵媒體以正向描繪、符合CRPD精神之方式來傳遞相關文字、影像與訊息。在組織層面上,則是要在教育、就業與醫療等各個生活領域中提昇障礙權利意識、消除歧視的態度與作為,例如增進職場雇主與員工對於障礙問題與合理調整的認識。最後,政府層次則是強調透過法律的力量來影響人們的行為,例如透過反歧視法規的訂立與執行,對歧視性的報導與對待進行究責。4

以上三種層次的措施,實際上彼此牽連、交相協力而缺一不可。追根究柢,CRPD中規範的許多權利,都需要整個社會的力量才能真正落實。長期而言,也唯有障礙權利意識的扎根與深化,才能持續推動整個社會以人權為本的「思考」與「行動」。

 

💡台灣的意識提升之路,CRPD國際審查委員怎麼說?

在今年10月舉行的初次CRPD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上,委員Diane Richler明確告訴我國政府官員,若想提昇社會大眾的障礙權利意識,就必須帶頭揚棄過往的慈善角度,尤其是「愛心」這類字眼的使用,避免讓憐憫之愛的態度為障礙者貼上更多歧視與偏見標籤。她認為,台灣既已經宣示要施行CRPD,政府不僅要從公共資訊中的措辭用語開始改變,針對公務人員的權利意識培訓課程更是當前要務。雖然國家報告中可以看見政府說明已經在各級政府機關與學校辦理什麼樣的宣導活動、講座與課程,然而參與的民間團體亦指出,《身權法》所要求的相關訓練時數僅有2小時,目前竟也只有約56.8%的公務員接受了培訓。

這也正是審查委員關心的一大重點:比起接受訓練的人數與時數有多少,究竟如何評估這些課程的實質影響力?例如,司法院代表在回應中,雖然試圖藉由台北行政法院開始在判決中「引述」CRPD的事實來說明法官培訓的成效,但卻也與社家署代表同樣地承認,目前在訓練課程實質影響力的評估方面,仍然缺乏完整的設計與規劃。

基於上述診斷,審查委員在會後發布的《結論性意見》第30至31點,除了要求政府消弭大眾傳播媒體與生活中各領域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印象與歧視性用語,也指出國家相關教育訓練方案應該要進行後續的影響評估,確保受訓者皆能瞭解與具備障礙權利意識。審查委員更強調,無論是針對媒體機構、公務人員(包括司法、警政、健康、社會與教育單位)與社會大眾進行教育宣導與專門培訓時,都應當要與身心障礙者的代表團體密切協力合作。這些建議顯示,意識提升乃是當前台灣落實CRPD極為基礎但是無比關鍵的重要起步點。

 

文案主筆:周宇翔
責任編輯:蔡逸靜

►參考資料:

  1. Karen R.Fisher & Christiane Purcal. 2016. "Policies to change attitud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19(2): 1-14.
  2. 聯合國針對CRPD出版的第19號訓練手冊,頁12-15。
  3. 2017年10月30日,CRPD國際審查第一場次文播紀錄(人約盟志工隊製作)。

►註解:

  1. 根據聯合國訓練手冊的說明,以下幾種片面的形象宣傳對身心障礙者都是有害的。

    首先,將身心障礙者形容成是某種超越自我的「超人」或「英雄」,表面上雖是在努力宣傳積極、正面的身心障礙者形象,能夠勇敢、強壯地克服巨大的「困難」──也就是他們的「障礙」──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這種形象也反映著障礙是一種(幾乎)不可逾越的困難,對比的是絕大多數身心障礙者的困難潦倒、甚至不依靠慈善救助。我們必須謹記,身心障礙者也是人,與其他任何人一樣都有自己必須面臨的優勢和缺陷。以積極、正面的方式呈現身心障礙者的形象,固然包括讚揚那些在政治、體育、文學或其他任何領域取成功的身心障礙者,然而克服「障礙」不應該被描繪為他們的唯一成就。正如任何人想要獲得世人矚目,也都需要努力克服一系列不同的挑戰,包括學業與工作上的競爭、來自社會或家庭的期望等等。(延伸閱讀:天下雜誌,〈余秀芷:殘而不廢?請看見他的專業〉

    其次,認為身心障礙者是「負擔」的錯誤觀念則是會嚴重妨礙社會變革。有許多報導或紀錄片經常講述身心障礙兒童家長的艱辛、他們生活上的變化,以及世人對待其子女的態度所造就的困難。即使這些敘事並非出於惡意,但是,如果身心障礙兒童本人淪為次要的背景故事,忽視他們自己的觀點、努力與夢想,那麼這種「身心障礙兒童是造成家長不幸根源」的片面呈現,仍然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許多身心障礙者可能會看輕自己、認為自己確實是他人的負擔,家長、老師或其他照顧者也都可能認為他們永遠不可能獨立生活,只好忍辱負重地承擔起照顧責任,惡性循環地加深身心障礙者是負擔的錯誤觀念。

    最後,認為身心障礙者(尤其是精神障礙者)是社會中不穩定且危險的「不定時炸彈」,認為他們本性就是比其他人更加暴戾的心態,實際上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我們必須意識到,暴力的出現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精神/心理問題;精神疾病也不僅僅是因為遺傳和/或生理問題所致,而亦受到環境和社會因素的引發。絕大多數非精神障礙者所做出的暴力或犯罪行為,可能性也不會低於精神障礙者。這樣的錯誤認知也嚴重傷害了心智障礙者的自我認識與尊嚴,他們往往被徹底剝奪了能力和權利,難以融入社會。

  2. 為了達成意識提升,CRPD第8條第2款建議採取的四大策略方針,原文如下:

(a)發起與持續進行有效之宣傳活動,提高公眾認識,以便:
 (i)培養接受身心障礙者權利之態度;
 (ii)促進積極看待身心障礙者,提高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之瞭解;
 (iii)促進承認身心障礙者之技能、才華與能力以及其對職場與勞動市場之貢獻;
(b)於各級教育體系,包括學齡前教育,培養尊重身心障礙者權利之態度;
(c)鼓勵所有媒體機構以符合本公約宗旨之方式報導身心障礙者;
(d)推行瞭解身心障礙者及其權利之培訓方案。

  1. 我們必須以非常謹慎的態度面對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注意過程中是否是以雙向互動及彼此尊重的氣氛下進行。近來出現不少所謂的「障礙體驗」活動,更需注意是否仍然將「障礙歸類為特殊群體的個人問題,無法進一步反省環境與社會造成的障礙和歧視」。有關障礙體驗的更多論述,請參考:巷仔口社會學,邱春瑜、周怡君、翁鈺旻、張恒豪,〈障礙體驗,體驗了什麼?〉,2017/10/31

  2. 例如我國《身權法》第74條即規定:「傳播媒體報導身心障礙者或疑似身心障礙者,不得使用歧視性之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人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歧視或偏見之報導。身心障礙者涉及相關法律事件,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其發生原因可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傳播媒體不得將事件發生原因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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