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D星期天|人約盟說書:第12回】人身自由與安全篇

💡「身心障礙」不該是剝奪人身自由的理由

討論到「人身自由」的議題,我們最常想到的應該是逮捕、羈押或是坐牢的情況,不過像是走在路上被警察臨檢盤查,也都算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但對於許多心智障礙者來說,卻還有一種他們特別容易會遇到的情境,那就是:當他們拒絕服藥或接受治療時,往往會被認定是「危險」的來源,並基於「自傷或傷人之虞」或「基於照護治療之需要」的理由而遭受到「強制住院」。

上個月,桃園地方法院的孫健智法官做出史無前例的一份裁定,認為現行《精神衛生法》規定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意旨不符,因此裁定停止一名精神障礙者的強制住院措施,卻引發醫學界與法律界的一番論戰。1即有精神科醫師表示,法院如此片面的見解形同剝奪精神障礙者的就醫權利,更是不負責任地放任嚴重失控的個案自傷傷人──這非但不是在保障人權,反而是在侵害人權。

究竟CRPD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定?背後的理由何在?公約第14條「人身自由與安全」是這麼寫的: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不會「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任何剝奪自由的措施「均須符合法律規定」,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

其實,當初聯合國在起草這一條內容時也是經過許多激烈爭辯,最後仍然決定不該加入任何容易導致誤解或實質限縮權利內涵的條件限縮詞(「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僅因/完全因』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也就是說,就算「身心障礙」再附加上其他條件,像是最常見的「自傷或傷人之虞」,也不足以合理化強制剝奪身心障礙者自由的作法──這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

當然,就像任何人犯罪時都應遭到司法制裁,身心障礙者當然同樣也有守法與不傷害別人的義務。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上是否存在著對於「身心障礙」的歧視性偏見,以至於傾向用一套相對更為「不利」的標準去要求他們呢?2基於貫穿了整部CRPD的人權模式,每個人的自主與權利都應受到同等尊重,一個人不應該因為「實際」或者「被認為」具有「損傷」(impairment)的健康狀態差異,而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強制住院」對於人權的嚴重侵害:

聯合國CRPD委員會在2015年發布了關於第14條的《指導原則》,詳細細數說明了強制住院與強制治療等手段可能造成的一系列人權問題:

首先,「強制」是對於身心障礙者「自主權」與「法律能力」的侵害:如果沒有獲得當事人「自由且知情的同意」(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或僅是徵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允許,就強制進行醫療安置與照護,這否定了當事人決定是否要接受照護、治療、住院或者進入機構的法律能力,違反公約第12條「在法律前獲得平等承認」、第17條對「個人身體或心理完整性」的平等尊重,以及第25條「健康權」中的知情同意原則。(❓不能只是「這是為了你好」!如何以「支持性決策」模式協助障礙者做出自主決定?請見第8回「法律前平等」

其次,在遭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中,沒有獲得「平等的司法保護」:當社會認定心智障礙者有「自傷與傷人之虞時」,他們通常無法和其他人一樣走上程序保障較為完善的司法管道,而是透過《精神衛生法》之類保障較為寬鬆的規定而遭到通報與強制住院。許多身心障礙者在遭到強制住院時,也未被確實告知有什麼管道可以申請離開,或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在一個法治國家中,遭受任意或非法剝奪自由的身心障礙者應當有權提出訴訟,要求審查拘留行為的合法性,並獲得適當的救濟與補償。而所謂完整的司法保護則必須包括:被充分告知司法程序、獲得必要支持以行使法律能力、迅速受審、獲得合理調整或無障礙、瞭解如何能夠被釋放的管道,以及取得補償或者其他形式的救濟。但在現實中,身心障礙者往往難以獲得必要之調整與支持,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近用這些救濟管道。這都違反了CRPD第13條「平等獲得司法保護」的原則。

最後,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之時,更容易遭到「不當對待」:在許多國家,許多醫療院所仍然採用各種物理、化學藥物或器械等方式約束或隔離精神病患,這被認為是CRPD第15條所禁止之「酷刑及殘忍、不人道、侮辱性的待遇或處罰」。

 

💡人身自由與安全:落實自立生活以社區融合的重要基礎

人身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人權,自由的長期剝奪,等同於將人從社會中隔離,連帶限制其他許許多多的權利行使,這也是為什麼限制人身自由的相關規定必須被詳細地規範在《憲法》第8條中。但是由於社會普遍的歧視與偏見,身心障礙者不只是比一般人更容易面臨到威脅其人身自由的處境,當他們的自由遭受限制之時,又更容易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根據CRPD,國家有義務要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獲得平等且完善的保障,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協助,才能讓他們瞭解自身的權益並實際近用救濟管道。

當然,很多人會感到兩難,廢除「強制住院」後到底該怎麼辦呢?法律對於人身自由的堅持,以及醫學界對於促進健康的使命,兩者究竟該當如何權衡?《指導原則》指點的方向是:國家應挹注更多資源發展以社區為基礎、不牽涉醫學診斷且平價的替代方案與服務,終而讓身心障礙者可以根據其自主意願取得或停止醫學治療。這又回到整部CRPD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以及融入社區」的追求,透過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服務,邁向「去機構化」的未來。(延伸閱讀:端傳媒,〈在這個比利時小鎮,居民與「瘋子」融洽相處了700多年〉)

最後,困難不該是政府拖延實現保障人權義務的藉口,政府應拿出最大的努力著手進行改革措施,唯有邁出第一步,一個更好的明天才有來臨的可能。台灣透過《施行法》將CRPD國內法化已經三年,即使在短期之內無法做到全面廢除強制住院制度,政府也應該遵照CRPD第14條第1款第2項以及《憲法》第8條來修正《精神衛生法》,使其符合法官保留原則:強制住院剝奪人身自由之決定應當回歸司法體系,司法院也應與精神醫學專業團體密切合作,成立精神衛生專業法庭,讓每一個案件都獲得充分適當的審查。我們也將持續要求衛福部正視CRPD絕對禁止強制住院以及人權模式的精神,不能再以保障精神障礙者之醫療健康的理由來合理化此一限制人身自由的嚴酷手段。

文案主筆與協力:張育晟、李宜靜
責任編輯:蔡逸靜
 

►註解:

  1. 相關討論請見:劉潤謙,〈​精神科醫師:請問法官大人,你懂精神醫療嗎?〉,蘋果日報,2017年9月23日;王子榮,〈法官王子榮:再不修法就等死的精神衛生法〉,蘋果日報,2017年9月28日;劉潤謙,〈精神科醫師:提醒法官大人,公約不只有一條〉,蘋果日報,2017年9月30日;黃致豪,〈黃致豪專欄:自由意志、人性尊嚴與精神疾患—永恆的掙扎〉,上報,2017年10月4日。
     
  2. 如果身心障礙者是因為犯罪理由而遭受到人身自由限制時,《指導原則》也強調國家必須注意他們是否真的能夠獲得與其他人平等的司法程序的保護與對待:

    (1)程序上,法律制度不能主觀認為身心障礙者必然缺乏接受就審能力,而應允許其為自己辯護,並且根據他們的需求提供必要之程序性調整,方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2)拘留環境的改善與調整:應確保拘留環境的無障礙與合理調整之提供,改善普遍不良的生活條件,加強監督與消除身心障礙受刑人因相對弱勢而更容易遭受到的剝削、暴力與虐待事件。

    (3)對於限制人身自由的定期檢討機制:應設立國家級的獨立機制且納入公民社會的參與,除了前述環境問題,更需加強監督與定期檢討拘留是否有任意延長之情事,若有的話應立即釋放當事人。

    (4) 取消「安全措施」(security measures):《指導原則》建議應取消對於被認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所施加的「安全措施」,像是送入醫療機構進行強制治療,或是未明訂期限的剝奪自由。

    (5)剝奪自由作為「最後手段」:最後,《指導原則》認為剝奪自由應作為刑事的最後手段,唯有在其他轉向計畫(diversion program)──包括修復式司法──也難以阻止未來的犯罪時,才可使用。至於轉向計畫的內容,也不應該包括要求當事人非自願接受心理安置或治療。
     

  3. 同時,對於《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制度的檢討,也是為了禁絕非關醫療目的、僅是為了「社會安全」之名的強制住院案件再度發生,例如政大搖搖哥事件。更詳細的討論,請閱讀人約盟等17個團體共同提出之《平行報告》第14條有關「精神衛生法流於社會控制的手段,程序罔顧當事人權利」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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