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D星期天|人約盟說書:第9回】參與及代表性:政治權篇

💡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為我們做決定!

歷經數百年主流社會的排除與隔離,身心障礙族群的憤怒與吶喊,逐漸在上個世紀匯聚成一句響亮的宣示:「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為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立基於「自主」的精神,任何與身心障礙者有關的公共事務討論或政策制定,都應該要有身心障礙者的參與發聲──這句口號後來被廣泛地使用於全球身心障礙倡議組織與運動之中,也促成了許多平權改革與政策發展。

這樣的精神,不只反映在聯合國2006年才通過的《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草擬過程中,也反映在公約最終定稿的具體條文裡。在CRPD草案的協商過程中,至少有高達800位來自身心障礙團體的代表直接參與其中,這打破了聯合國過往人權公約公民參與的紀錄。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故事與障礙經驗,對於CRPD的內涵形成巨大的啟發作用。在內容上,CRPD在第4條中課予國家尊重身心障礙者充分參與及代表性的一般義務,第3款明確要求各國在發展與實施有關執行CRPD以及任何身心障礙議題的立法及政策之時,這些決策過程都應該與「能夠代表身心障礙者(包括身心障礙兒童)之代表性組織(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1密切協商,以使其積極涉入」。CRPD第33條「國家實施與監測」第3款也規定:「公民社會,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應涉入並充分參與監測程序。」

我們必須注意到,所謂的「參與」,應該「充分且有效」(full and effective)。這表示,如果身心障礙者只是在被預先設定好的路線與方向上提供諮詢意見,這樣被動的參與是不夠的!「充分且有效」期盼的是盡可能積極拓展的參與空間,決策者必須慎重考量並回應身心障礙者主動提出的意見與方案,就算實際上無法接受他們的提案,決策者也應該誠懇說明不可行的原因。再進一步言之,就算是那些與身心障礙者未必直接相關的議題,他們也應該有權利在與其他人同等的基礎上去參與這類事務的討論過程。換言之,身心障礙者當然也是公民社會的一員,他們就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可能對這個世界充滿多采多姿的關懷。這樣融合的、充分且有效的參與,正是CRPD「人權模式」的重要精神!

 

💡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CRPD對於「政治權」的廣泛詮釋

在參與及代表性的大原則之下,與公共事務參與最直接相關的非「政治」權莫屬。雖然在討論到政治權時,我們常常直覺聯想到的就是「投票」──投票固然非常重要,但是CRPD試圖透過第29條的內容告訴大家,他們希望保障與促進身心障礙者的政治權內涵,乃是「政治與公共生活(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的全面性參與。

首先,第29條a項要求締約國「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直接或透過其自由選擇的代表,有效充分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包括身心障礙者有權並有機會投票和當選」。國家的義務不只是在法律上承認身心障礙者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已2,重點在於,身心障礙者能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即使需要部分外在支持與協助,也能夠真的「自由」地表達其意願。

就算只以最最基本的投票權為例,我們也可以發現現實中存在著多少的阻礙與挑戰。3在選舉之前,如果身心障礙者想要多瞭解候選人的背景,競選時期的各種選舉公報與政見發表會是否都有提供語音報讀、點字、手語翻譯員或即時聽打字幕的服務呢?在選舉當天要從家裡離開前往投票所時,身心障礙者是否有可供運用的無障礙交通、輔具與人力支持?到了投票所,場地、設施與程序是否無障礙且易懂易用?最後,如果需有陪同者隨行在旁,或者必須委託代理人行使投票權時,又如何確保身心障礙者依然受到「秘密原則」的保障,可以不受任何威逼利誘而投下屬於他的一票呢?

除了投票權,CRPD第29條b項更要求締約國要積極促成創造一個包容性、無歧視的環境,鼓勵身心障礙者充分參與公共事務。至於「公共事務」的範圍,則是包含參與公共性質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參與政黨活動甚至是其行政管理事務,還有建立與加入從地方到全國層級的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根據關於教育權的CRPD第4號《一般性意見》,對於公共事務的想像也包括「建立與參與學生組織」,因為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的意識培養,以及自我倡議與代表的能力練習,必須要從教育紮根做起。

 

總而言之,從「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為我們做決定」,到CRPD第29條對於「政治與公共生活」的寬廣詮釋,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充分且有效參與社會,並且能夠代表自己倡議與發聲,這不只是為了消弭歧視性政策與社會上障礙因素的重要手段,也才能真正建立起平等、多元而尊重人之自主性的融合社會。

 

文案主筆與協力:周宇翔、李宜靜
責任編輯:蔡逸靜

 

►參考資料:

  1. 人約盟等17個團體共同提出之《平行報告》第29條內容。
  2. 聯合國針對CRPD出版的第19號訓練手冊,頁37-39。

►註解:

  1. 雖然國際上對於何謂「身心障礙組織」(Oraganiz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es, OPDs;過去多以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DPOs稱之,今已逐漸棄用)並沒有通用的定義,但是根據國際組織各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之聯合國事務常設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只有在決策層級擁有超過50%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才能稱之為身心障礙組織。

     

     

     

     

    IPU的調查研究關切各國身心障礙者在國家層級的政治參與狀況,尤其是議會。例如在他們2014年的問卷中,即要求各國回答:在發展與審議法案時,是否有符合CRPD第4(3)條保障身心障礙者參與的機制設計?該問卷中提供了一些勾選的項目可供參考,例如「相關立法草案必須公告分發給所有登記立案的身心障礙組織,並明確給定參與的方式與期限」、「設有參與委員會,開放所有(包含身心障礙的)人民與組織提交提案,並通知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現行法案」以及「建立身心障礙組織的通訊名單,邀請他們參與相關的委員會討論」等。

    至於台灣,目前我國行政院、各部會及各縣市政府層次「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雖有身心障礙者代表的比例規定,但是其他政治場域並不存在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決策與意見表達之機制性設計,距離「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精神與CRPD的規定,仍有長足的進步空間。

    此外,CRPD第3號一般性意見特別提到:「身心障礙婦女與女童的聲音一直受到壓抑,與她們在公共決策中的代表性嚴重不足密切相關;由於權力不平衡和多重歧視,她們很少有機會建立或加入能夠代表婦女、兒童和身心障礙者需求的組織。」這顯示出,任何權利的爭取、享有與保障,與公共決策過程是否反映某一族群的參與及代表性息息相關。可惜的是,就我們所知,台灣目前尚未成立任何以「身心障礙婦女」為主體的代表性組織。
     

  2. 實務上,許多心智障礙者可能因為受到《民法》監護宣告,而一律被剝奪行使政治權的法律能力。目前的制度也不允許受到監護宣告者在其能力(capacity)許可的狀況下,藉由代理人選擇來行使政治權利。CRPD第1號《一般性意見》第48段即指出:無論其障別與嚴重程度為何,國家不得以個人的決策能力(decision-making ability),作為排除身心障礙者行使政治權利的理由。本次CRPD國際審查委員會所提出的問題清單,也特別請台灣政府解釋「關於被禁止投票之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其原因」,卻未能得到正面而有意義的回覆。
     
  3. 即使民間團體倡議已久,中央選舉委員會卻長期怠於回應公民社會的改革訴求,許多身心障礙者面對前往投票所的重重阻礙,乾脆選擇放棄投票此一基本權利。舉例而言,目前國內投票所設置的桌椅普遍過高,也未能提供輔具協助;加上投票日當天通常為放假日,復康巴士並未提供服務,使得在外就業、就學的肢體障礙者難以返回戶籍地投票。許多身心障礙者則是在家人陪同之下投票,難以遵照個人意志圈選。可參見2015年10月18日苦勞網報導〈千障盟赴中選會 倡議投票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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