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D星期天|人約盟說書:第8回】法律前平等篇

💡「法律前平等」與「法律能力」:身而為人的固有權利

「人皆生而平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雖然是個美好理想,現實中卻非理所當然。對於身心障礙者來說,「法律前平等」是一個尤其艱難的目標。放眼全世界的法律制度,身心障礙者是最經常被剝奪法律能力的群體。因此,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特別強調,各國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的義務。

根據CRPD第12條第1款與第2款,一國法律必須完整承認身心障礙者的「人格」,以及享有與其他人平等的「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前者乃是一個人能夠擁有法律能力的先決條件,像是擁有出生證明、戶籍與國籍、可以登記成為選民以及申請護照等,這些都與「人格」獲得承認有關。至於後者所謂的「法律能力」,又可以分成「享有」與「行使」權利兩個面向。例如,法律可能允許身心障礙者擁有財產(財產權的享有),卻不一定完全尊重其資產買賣的行為(財產權的行使),拒絕承認他們的決定能產生與其他人相同的法律效果。身心障礙者經常被剝奪或減少的,正是這個部分的法律能力。

由於社會大眾普遍對於身心障礙者抱有「他們沒有能力為自己作主」的不信任感,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著類似「監護」(guardianship)或「委託」(trusteeship)的制度設計,以相對輕易或草率的方式去剝奪與限制身心障礙族群的法律能力。這些可通稱為「替代性決策」(substituted decision-making)的制度,通常包括下列特色:剝奪某人自己做決定的法律資格(即便只限某些特定事項),而由本人以外的另外一個人來任命他的替代決定者(如法院裁定之「監護人」);這樣的任命本身有可能是違反本人意願的,或者該替代決定者隨時可以據稱是「為了他好」、而非依照本人的選擇與偏好去做出某項決定。

 

💡從「替代性決策」到「支持性決策」:協助措施與平等「犯錯」的權利

可能會有人納悶,「監護制度」難道不是一種保護身心障礙者、避免他們犯下錯誤而無法負責時的機制嗎?在此,我們必須注意「法律能力」實際上是與「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y)不同的兩個概念。如前所述,法律能力是一個人享有與行使其權利義務的資格,心智能力則是對於一個人決策技能優劣的評估。然而,正如我們不該因為一個人的學習表現較差而去剝奪他受教育的基本權利,CRPD試圖告訴我們:基於對於每一個人自主與尊嚴的尊重,我們不應該用一個人的決策技能優劣,去判定他能不能擁有「成為自己主人」的法律資格。不然,如果一個人連為自己做決定的資格都沒有,怎麼可能有機會來練習決策能力、學習為自己的作為的後果負責呢?

CRPD的第1號《一般性意見》即注意到,相較於非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族群特別容易因為「障礙」的緣故而受到這樣歧視性的針對與質疑。但是,為什麼我們卻不會要求對所有的成年人都進行某種「成熟度」的考試,來評鑑他們是否有資格成為法律上的「人」呢?我們是否真的有用同樣「不能犯錯」的標準,去檢視非身心障礙者為自己作主的心智能力?更何況,誰又能確保這些對於「心智能力」的評估標準真的能夠客觀公正?

因此,CRPD不允許這種歧視性地剝奪身心障礙族群法律能力的做法,而是在第12條第3至5款要求各國「採取適當措施」來提供身心障礙者在享有與行使法律能力時可能需要的協助。第1號《一般性意見》第26至29段也提到,各國必須採取必要的改革行動,檢討並且致力廢除監護、委託這類替代性決策的制度,發展真正尊重身心障礙者個人自主意願的「支持性決策」(supported decision-making)制度!

支持性決策模式的重點包括:法律應該承認由任何人自己所正式選擇的「協助人」(support person(s)),而本人也有權隨時拒絕、停止或改變協助關係。如果協助人在做出重大努力後,仍然難以確定一位成年的身心障礙者本人的意願時,協助人必須基於對其意願的「最佳解釋」(best interpretation)來做決定,而非訴諸所謂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即使他們可能會做出「錯誤」的決定,但是擁有平等的法律能力,其實正是保障身心障礙者如同其他人一樣擁有實質平等的自主選擇權,這當然包括去冒險、去犯錯並學習為自己的後果負責的權利。

總而言之,第12條規範的輔助措施提供了身心障礙者練習「自己做決定」的機會,終極目標更是希望身心障礙者能在自願的情況下,在未來逐步減少、甚至不再需要這些協助。不過,CRPD仍然擔心支持性決策制度會遭到有心人士濫用,讓身心障礙者暴露於協助人的威脅、欺騙、侵犯與操縱之下。因此,第12條第4款也要求各國政府確保這類措施均有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safeguard),防止濫用。

 

💡法律能力作為落實其他人權的前提

法律前人人平等是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法律能力作為一種身而為人的固有權利,更不容許恣意剝奪。法律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行使公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更是讓人得以有意義地參與社會生活的關鍵。如果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沒有受到充分保障,而是只徵得替代決定者的同意就可以進行許多重大決定,身心障礙者往往會遭受到自由的剝奪與其他權利的嚴重侵害,諸如人身自由與安全、免於暴力虐待、投票與政治參與權、家庭權、生育權、醫療權以及司法近用權等等。例如心智障礙者尤其容易遭遇到違反其真實意願的強制就醫和強制治療處遇。

如果政府沒有帶頭發動具體的改革實踐,社會大眾也不願意擁抱對於「平等」價值的信仰而消除偏見,那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終歸只是一戳就破的美麗泡影。在台灣,法律能力的剝奪及法律上的不平等依仍是許多身心障礙者面臨的真實困境,而監護制度的廢除仍是一條漫漫長路。我們相信,已經透過2014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內國法化的CRPD,未來將持續不斷地敦促我國政府審視相關制度,帶動社會大眾更多的溝通與對話,讓更多人去瞭解這部公約背後所想要守護的價值,終而使法律前平等的理想與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得到真正的落實與保障。

 

文案主筆:李宜靜
責任編輯:蔡逸靜

 

 

►註解:

台灣現有的「監護宣告」「輔助宣告」制度無疑屬於「替代性決策」模式。根據《民法》第15條與第75條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即無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至於受到輔助宣告者,則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意思表示亦受限制。因此受到監護與輔助宣告者所受影響之權利,絕非僅止於國家報告聲稱之「財產管理」能力,而是所有涉及意思表示之法律行為皆全面受到影響。同時,監護宣告制度也不存在CRPD第12條第4款要求「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的防止濫用機制。更多台灣現行制度的問題診斷與政策建議,請閱讀人約盟等17個團體共同提出之《平行報告》第12條至第14條內容。

►回到「CRPD星期天」專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