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D星期天|人約盟說書:第3回】什麼是障礙?誰是障礙者?下篇

💡CRPD如何看待「障礙」與「身心障礙者」?人權模式強化版!
 
許多人常常認為「身心障礙」是種與生俱來的生理狀況(像是需要乘坐輪椅或是接受藥物治療的人),不過障礙其實並不是這麼扁平的概念。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在〈前言〉明確指出障礙是一個不斷演化(evolving)的概念,而所謂的障礙,是具有損傷(impairment)的個人以及各種社會中的態度與環境阻礙(attitudinal and environmental barriers)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結果。這反映了CRPD所立足的「社會模式」基礎與所欲追求的「人權模式」理想,與傳統的慈善/醫療模式觀點有個非常大的差異。

(👉關於認識「障礙」的各種模式演變,請回顧「什麼是障礙?誰是障礙者?」上篇
  

然而,CRPD並未提供一個關於「誰是障礙者」的精確法律定義,而是在第一條相對寬鬆地認為身心障礙者「包含」(include)因長期生理、心理、智能或感官損傷而無法平等參與社會的人們。畢竟,在判斷障礙的時候,必須同時考量個人與環境因素的互動,是否造成了影響個人參與及權利的障礙。
 
舉例來說,在一個無障礙交通、設施與資訊非常完善的城市裡,使用輪椅的肢體障礙者、視力與聽力障礙者都可以與其他人同樣地「隨意自在,所行無礙」。但是,如果一個社會認定心智障礙者必定不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不願提供他們適當的支持與協助,甚至是透過監護制度根本剝奪其投票資格,此時「障礙」就非常嚴重了。所以說,無論是個人因素或環境因素都可能會加重或減輕障礙的形成與程度。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發布的相關訓練手冊及教案(見示意圖),個人因素又可以分成「固有的生理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前者包含性別、種族、損傷等,後者則包含財富、階級、融入社會、教育程度等。至於環境因素則又可分為「無障礙」、「法律與政策」、「社會經濟條件」、「服務」等四類子因素。
 
我們可以發現,CRPD不願給予障礙太過精確或者死板的定義,一方面既是強調障礙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另一方面重視的是任何一個「人」是否都能夠獲得平等的人權保障。在解讀與實踐CRPD時,我們應該細緻探究障礙的發生原因與類型,而不是草率地根據個人生理因素而將障礙者做出僵化的鑑定與分類。因此,人權模式提醒我們,不只要移除障礙,更要積極肯認身而為人的積極主體性,並應尊重障礙族群內部個人的多元差異性與各自獨特的障礙經驗。
 
綜言之,以權利為基礎(right-based)的CRPD承認身心障礙者是各種權利的主體,因此妨礙他們平等參與社會的障礙乃是歧視性的(discriminatory)!人權模式提供社會模式更為強而有力的倡權論述,能讓我們進一步提出法律上的權利救濟與政策訴求,不僅要求國家負起責任要帶頭打擊歧視、移除阻礙,其他私部門的義務承擔者也要尊重身心障礙者的權利,避免因歧視而違法。更重要的是,人權模式強調所有的政策與法律都應該納入障礙者的參與,也就是積極達成「障礙的主流化」(mainstreaming disability),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在教育、職場、政治、文化等各個場域中積極參與發聲,並能透過近用司法來捍衛自身權利以防侵害。
 

💡台灣的身心障礙人口:誰是障礙者?誰不是障礙者?
 
為了在全世界進行跨國性質的調查與實務工作,近年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下的「華盛頓身心障礙統計小組」(Washington Group on Disability Statistics )以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ICF)的框架為基礎,發展出了所謂的「六個障礙問題題組」( 6-question disability measure)來初步調查一國的身心障礙人口比例。這六個問題是這樣的:
 

  1. 您是否有視力上的困難,即使戴著眼鏡?
  2. 您是否有聽力上的困難,即使戴著助聽器?
  3. 您是否有走路或爬樓梯上的困難?
  4. 您是否有記憶或集中精神的困難?
  5. 您是否有自我照護的困難(例如洗澡、穿衣)?
  6. 當使用您慣習的語言時,您是否有溝通上的困難(例如理解他人或被他人理解)?

 
上述每個問題都有「毫無困難」、「有點困難」、「非常困難」與「無法做到」等四個選項,最後綜合出受試者的障礙程度評估。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估計,身心障礙者約佔全球人口的10%,而英國與美國認定的障礙人口則約佔其國家總人口約19至20%。
 
那麼,台灣的狀況又是如何呢?根據政府提交的初次CRPD國家報告,目前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的身心障礙者約有115萬人,僅佔全國人口約4.5%。這個比例顯然與英、美、甚至全世界的身心障礙人口統計結果有極大的差距,這與台灣相對嚴格的身心障礙者評鑑制度與障礙者定義不無相關。
 
當然,不同的調查方式與統計結果都有其使用的目的存在。目前台灣雖有針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與證明者定期舉辦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這類調查固然能幫助政府了解為特定目標群體提供之特定服務是否達到成效。不過,其他無法經由手冊「認定」的潛在障礙者與障礙情況卻沒有機會在這樣的調查中凸顯出來。如果政府認為只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才是落實CRPD時需要考慮的對象,這與公約特意採取開放性的定義(障礙狀態是變動的、是與環境互動之下的結果)並希望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平等權利保障的宗旨不符,也容易忽視並不只是身心障礙者本人才會遭受到「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例如障礙者的家屬也有可能遭受到「連帶歧視」。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該在下次人口普查時採用前述國際社會通用的「六個障礙問題題組」來初步了解台灣人口的「障礙盛行率」,並善加運用普查所得資料,依此規劃整體資源之配置,也能加強改善第二階段之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調查之設計。未來相關的統計指標,應以全人口障礙人數作為分母進行長期追蹤監測,了解國家是否確實逐步落實CRPD的義務。
 
正如五位國際專家在本次CRPD審查「問題清單」第66點要求政府詳細說明在蒐集有關身心障礙者的數據(例如普查時)所使用的詳細統計方法(detailed methodology)為何,包括個體資料是如何分類(disaggregated)的,又,這樣的方法是否符合人權模式?
 
我們相信,唯有先透過客觀且全面的調查方能獲得可信的數據,政府方能研擬規劃出可行的政策與投注資源,並持之以恆地進行人權監測,一步一步踏實而確切地推動人權發展。

專欄主筆:李宜靜(人約盟CRPD讀書會成員、志工)
責任編輯:蔡逸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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