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紀錄】「國家機構動起來,人權立國起步行」國際交流工作坊

7月24日下午,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立法院跨黨派國際人權促進會在立法院合辦了一場「國家機構動起來,人權立國起步行」國際交流工作坊。來自紐西蘭、尼泊爾與印尼的三位專家以及兩位參與台灣倡議運動多年的與談人,帶著他們對於國家人權機構(NHRIs)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與現場一百多位公民朋友一起腦力激盪:究竟怎麼樣才能在台灣設立獨立、有效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國際社會又能夠給我們哪些指引與支持?

照片提供:台灣人權促進會

首先,Agantaranansa Juanda先生代表亞洲人權發展論壇(FORUM-ASIA)說明該組織的工作重心,以及這次特派任務團來到台灣進行國家人權機構評估計畫的目的。他個人對於台灣公民社會的積極與蓬勃生態充滿樂觀,也希望接下來四天與台灣政府部門及民間社會的交流討論,能夠進一步促進台灣的人權、民主與善治。

接著,Rosslyn Noonan女士表示自己很榮幸能代表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sia Pacific Forum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titutions,APF)在此發言。APF是一個由國家人權機構組成的區域網絡,從地中海的約旦到大西洋的薩摩亞都屬於亞太區域的一員--這些國家雖然多元,但是他們的人權機構都謹守著《巴黎原則》來捍衛自身的獨立性。從法律架構的制度化保障,委員選任過程的公開透明,到人事能否反映社會多元組成的代表性,都是確保國家人權機構獨立性的重要環節。另外,《巴黎原則》也強調國家人權機構應該要能為人民所近用,尤其應該致力找出社會上最脆弱的那一群人,加強提供保障與協助。Noonan提到,24小時的申訴熱線服務、定期拜訪偏鄉區域,甚至是社群網路的使用,都是可以加強人民使用國家人權機構的好方法。尤其是在亞太地區,幾乎所有國家人權機構都具備直接受理人民申訴的職權設計。(💡巴黎原則在講什麼?

走過了尼泊爾君主獨裁時期、身經百鍊的Sushil Pyakurel先生則說:「有些人會覺得只要民主發展夠好,就不需要國家人構機構;但事實上,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立將是民主善治的最好象徵。」他分享了尼泊爾自推動設立人權委員會以來的故事,特別提及國家人權機構在追溯戰時人權侵害或有罪未罰方面的重要使命。也多虧人權委員會的努力監督,近來尼泊爾制憲大會便要求政府將人權保障納入憲法規定;這部新憲法因此強化了民主與多元性,也成為國際上非常現代與進步的一部社會契約書。

至於台灣部分,與談的廖福特教授首先點出全球已有70%的國家設立國家人權機構,接著精闢剖析了台灣過去將近二十年的推動爭點--從1998年民間社會拋出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倡議以來,宣示要以人權立國的陳水扁政府雖然接納了這個概念,但是扁政府「有政治意願、但沒有政治多數」,繼任的馬政府「有政治多數、但沒有政治意願」,現在的蔡政府則是「有政治多數,但政治意願在兩者之間」,所以還卡在緩慢猶豫的階段。這已經讓我們錯過了二十年的國際浪潮,成為腳步落後的國家。他也比較了目前的兩個主要版本草案(偏向「監察使模式」的監察院轉任版本,以及偏向「獨立委員會模式」的總統府版本),分析二者在組織/人員/經費三個面向上的獨立性可能遭遇的實際挑戰所在。

另一位與談人人約盟執行長黃怡碧則強調,國家人權機構對台灣之所以重要,絕對不是為了跟風,而是因為我們在盤點了現有的人權機制之後,發現政府在各個人權議題之間,缺乏一個整體性的協調機制。因此,如果能有一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可以更加完備台灣現有的人權保障機制,為人民的具體生活帶來正向影響。例如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行政院層級的性平處與各級機關的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等,這些委員會最只對行政機關有諮詢性質,無法勝任立法諮詢甚至是具有準司法權之保護者的角色。他們沒有獨立的經費來源與全職工作人員,更不要說有職權與能力受理與調查人權侵害案件,並做出有約束力的決定與救濟。

令人鼓舞的是,當現場參與的朋友提問「若台灣真的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可以申請國際層級國家人權機構網絡的評鑑,並與區域與全球的國際人權組織有更多連結」時,Rosslyn女士明確且正面地回應:她能夠為她的組織保證,若台灣設立國家人權機構且有意願加入APF,APF絕對會盡力支持與協助台灣的參與,包括邀請台灣參加各式培力活動等。她也鼓勵台灣務必要申請全球層級國家人權機構網絡(亦即「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GANHRI)的評鑑。

雖然她也誠實地表示,即使成功獲得認證並加入GANHRI的投票權,並不保證台灣的人權機構一定能夠直接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或相關人權機制,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國際網絡的參與,也是提升台灣國家人權委員會其課責性的重要監督機制。其實,過去巴勒斯坦的國家人權機構在申請加入該組織時也歷經一番辯論,最終成功加入。

Juanda先生則以FORUM-ASIA代表的跨國公民社會角度提出建言:若台灣國家人權機構未來真的成為GANHRI的一員,台灣公民也將在國際層次上拓展監督政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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