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林筠 校正／彭立言 公民社會正受到近期以來不曾有過的猛烈打壓。面對越來越有成效以及發聲管道的獨立民間組織，全世界的政府開始剝奪他們接受外國資金的權利，即使國內的資金已經相當難以取得。從非洲、東歐到亞洲，獨裁者以「反對干涉國家內政」為由，試圖消除這些來自國內外的抗議聲浪。 這些阻斷公民團體接受金援的行為極度偽善，更與人民發表意見和集會結社的自由背道而馳。政府認為這樣可以防止人民成立組織，監督政府，但若此舉成真，民主制度就只剩下空殼。就算定期舉行選舉，人民還是少了一個可以讓他們的顧慮被聽見的重要工具。 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能幫助確保政府時時以人民為念。加入公民組織，能集結那些被邊緣化的聲音，並強化他們對政府的影響力，確保政府建設學校、提供可利用的醫療服務、保護環境，並採取更多措施以達成公共利益。當統治者以自己、親族與黨羽的私益為優先時，一個受過培力的──有能力調查、公開、抗爭，並糾正政府腐敗、瀆職與無能的公民社會，就變成了一種威脅。 最近的公民社會越來越興盛。隨著社交媒體趨於壯大，特別是在行動裝置上，都顯示了現今消息傳遞的便利性和廣度。儘管政府試圖遏止，仍然很難監控與打擊。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的烏克蘭革命和香港佔中行動，在在展現了成功利用社群媒體的維權人士與不安的群眾，能夠達成議題倡議的目標。從中國、委內瑞拉到馬來西亞，公民團體都運用這種新的傳媒向政府施壓，使他們能對公民負責。 在其他世代，獨裁者可能不必透過選舉便能統治國家，連稍微假裝民主也不用。但現在當獨裁者學會如何舉辦選舉(並操縱選票)以營造民主的假象時，他們便利用選票結果來對付那些妨礙他們完成獨裁大業的群眾：縮減公民團體的政治空間、干涉組織用來成立、調查政府、號召群眾的資金。獨裁者想讓他們沒有機會挑戰和批評自私自利的政府。 這種作法可能讓公民社會陷入危機。許多國家因為過度貧困，以至於難以有足夠的捐贈人能捐助大量資金給公民團體。當有人有能力可以捐助批評當局的團體時，政府經常以損害其商業利益、威脅稅務調查、收回許可證和限制與政府的業務關係來讓他們知難而退。 當潛在的國內捐助者因過於恐懼或是沒有能力資助時，公民團體自然會轉而尋求國外資金援助。而這就是政府「大有斬獲」的地方。第一步往往就是斷絕那些援助維護人權，或要求政府負起責任的公民團體的海外金援。 印度即便實施民主制度，卻已長期使用這種計倆；印度的《外國捐助條例法》規定，民間團體在接受國外資金之前必須經過政府批准。然而，政府同意的意願往往與該組織的工作敏感度成反比。提供人道救援服務的組織，相較之下不易受阻擾，而人權組織卻時常面臨限制。尤其最近，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治理之下，環保團體受到更大波及，因為他們被視為官方發展計畫的挑戰者。 然而，印度不是唯一採取這種手段的國家。與之相比，俄國更是嚴厲地打壓公民社會，先指控接受外國資助的公民團體乃是間諜，然後禁止那些被官方列為「不良外國組織」的捐助，與之合作的人將承擔刑事責任。而被禁止的組織包括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開放社會基金會」。 其他前蘇聯國家已開始效仿俄國。吉爾吉斯的議會模仿俄國成立《外國間諜法》。哈薩克立法規定政府對於提供給公民團體的資金有其流向的決定權。 白俄羅斯規定，所有外國金援必須向特定政府單位註冊，若該捐助的目的不在政府有限的核准項目上，該單位便有權撤銷。亞塞拜然開始對少數著名外國捐贈者進行刑事調查，並凍結許多援助接受者的帳戶、拘留人權運動的主導人，並規定所有外國捐助都需要政府許可，被捐助的項目也需要經過官方批准。 一些中國重要的、特別是那些爭取人權的組織，十分仰賴外國資金的援助，不過中國政府即將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藉此加強控制海外資金捐助。那些從事倡議的組織，非單純提供服務的組織，特別容易受到威脅。 有些非洲政權早就開始這麼做了。2009年，衣索比亞開始規定當地人權團體不得接受超過總收入10%的國外捐款，導致大多數監督政府的組織關閉。肯亞聲稱那些支持國際刑事法院起訴其官員涉入2007年大選後的暴力衝突的支持者是在「協助他國」，並把國外捐款的上限設在總收入的15%內。 安哥拉禁止了不被政府單位認可的境外機構的資金捐助。而摩洛哥也以破壞國內治安為由，起訴了五位公民運動人士，因為他們藉由接受國外資金開設工作坊，透過智慧型手機APP，培力公民記者。 在拉丁美洲，委內瑞拉的最高法院在2010年裁決，任何接受外國資金捐助的團體都可以「叛國罪」受起訴。與此同時，由親政府多數把持的國民大會，禁止外國援助任何會「爭取政治權力」或「監督公家機關工作」的組織。 獨裁者限制外國資金援助那些監督他們的公民團體，並把這樣的舉動美化成對抗境外干涉。然而這些政府卻積極推行國外投資和交易，並允許企業遊說以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法律，並參與公共政策的辯論。很多政府急攬外援，除自己受益外，也鼓勵將這些援助給予那些彌補政府服務不足的相關組織，即便這些幫助都附帶條件。 諷刺的是，這些限制公民團體權益的政府為了改善海外形象，還大肆聘請說客和公關公司。例如俄國、中國、埃及和亞塞拜然，光是在華盛頓就花費數百萬美元維護形象，只為了讓這些鎮壓看起來不那麼血腥。與此同時，卻讓實際想要改善國家情況的公民團體們飽受資金不足的困擾。這些國家對跨國資金的關注，似乎僅僅取決於這個資金的來源是幫助，抑或是監督政府。 當試圖合理化新的限制時，獨裁政府通常把它跟民主國家的政策相提並論。例如有些民主國家會禁止參選人收受外國獻金。然而禁止公民團體接受外國捐獻已經遠遠超過選舉範疇。獨裁政府限制公民團體進行組織及對各類議題發聲，跟選舉一點關係也沒有。聯合國特別報告員Maina Kiai在2013年的報告中解釋，不論是國際人權法或任何民主政體，都不允許限制獨立團體接受外國資金。 在其他的案例中，政府引用如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要求接受海外資助並從事政治活動的非政府組織登記為其「代理人」。然而，該法只規範做為外國政府的「代理人」或接受該政府指揮控制的自然人或單位。事實上，鮮有給予民間團體的援助，足以成立代理人關係。此外，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外國捐贈人並非政府，而是個人或基金會。 有些政府，包括柬埔寨、埃及、塔吉克和印度，用打擊恐怖主義的名號合理化他們限制公民團體接受金援的行為。中國、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也以恐怖威脅的名義，制定出限制海外捐贈的措施草案。不過恐怖組織可以輕易成立如志願團體的事業來資助犯罪，所以這種差別待遇，顯示出政府有其他的考量。 限制公民團體接受外國捐贈，與維持資金來源透明度和施政好壞沒有關係。政府只是想藉此避免團體的施政監督、阻絕團體唯一的資金來源，因為在國內缺乏資源或是已被嚇跑的情況下，國外資金通常是唯一管道。如果政府真的那麼想要保護國家不受國外資金干擾，他們大可以仿效北韓鎖國。但這些政府實際想要的，是選擇性地接受商業資金以及國際援助等對政府有利的部分，而限制那些會被公民團體用以對政府問責的外國捐獻。無論是商業資金和慈善捐獻，給政府或是公民團體，被用來打壓公民發表意見和集會結社自由，還是用來讓公民社會促成負責任的政府，我們都應該好好檢視。 The Great Civil Society Choke-out 原文出處  

文／韓宜臻（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秘書）   人約盟的誕生 自2009年開始，臺灣透過制定施行法的方式，陸續將聯合國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目前已制定施行法的人權公約包含：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兒童權利公約（CRC）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此外，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也是台灣曾正式簽署的公約。依照施行法，政府必須落實公約所保障的各項權利，也必須建立人權報告制度，接受國際人權專家的監督。（延伸閱讀：簡單了解兩公約與兩公約施行法）   因應這項進展，四十多個公民團體於2009年世界人權日前夕組成「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並於2014年更名為「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簡稱人約盟）。目標是透過人權公約的運用，讓臺灣成為一個更能保障與促進人權的國家。（歡迎捐款支持台權會的「人權公約」專案➜支持我們）   人約盟在幹嘛 為了監督政府落實已內國法化的公約中所保障的權利，人約盟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的相關會議。例如，法務部於2015年9至10月間密集舉行共兩輪、超過二十場的國家報告初稿審查會議，人約盟成員不但全程參加，並提出許多建議。除了把民間的聲音帶進政府部門，人約盟更重要的工作，是串聯更多在各議題領域奮鬥的民間團體，透過遞交影子報告、參與國際審查等方式，使民間的聲音能對政府產生影響力。例如，人約盟於去年12月發布《民間影子報告：回應兩公約81點總結意見》，目前也正在與許多民間團體著手進行兩公約的影子報告。   人約盟長期訴求政府應盡快設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通過其他公約的施行法、改革憲法並納入人權憲章等等，以完善人權保障機制。近兩年，臺灣的政治情勢寫下歷史新頁，人約盟也於今年選舉前提出完整的人權政策建議（延伸閱讀：給下一任新政府的人權備忘錄：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並獲得當時為總統候選人的準總統蔡英文於世界人權日提出四點人權政見（延伸閱讀：蔡英文的人權政見）。除了向政府部門進行人權倡議之外，人約盟也致力於人權教育與培力，使更多民間團體得以跨越人權公約的門檻，長出運用這項工具的能力。例如，人約盟於去年開始投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相關工作，邀集許多障礙團體／個人組成「民間CRPD施行監督平台」，並密集舉辦CRPD的培力講座，為即將到來的CRPD國際審查作準備。   隨著越來越多公約的內國法化，人約盟的守備範圍也越來越廣。今後，人約盟會繼續站穩監督與倡議的腳步，並且努力成為一個更茁壯穩健的組織。